“2006年安倍第一次執政，我們對他並不報期待。但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把兩國關係定位到戰略高度是一個突破。但他在位僅僅一年，與他的前任小泉純一郎相比，中日關係其實也並沒有得到真正改善。2010年日本民主黨執政初期，鳩山由紀夫首相提倡東亞共同體，對中國友好，我們對民主黨政權寄予很高的期待。但2012年的購島鬧劇，也恰恰發生在民主黨野田佳彥執政時期，令人大失所望。2012年底安倍梅開二度，中日關係持續惡化。到其執政後期的2018年左右，中日關係由低谷重回正軌。但新冠疫情發生後，兩國關係總體呈後退態勢。以上中日關係起起伏伏的事實說明，兩國關係的好壞，雖然與執政者的對華理念相關，但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胡令遠指出，具體到岸田來說，除了他個人的對華基本理念、態度和意願之外，美國因素的制約，國內右翼政治勢力的杯葛，近年持續低下的民意基礎等，決定了岸田政府對華政策的搖擺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致力於建構穩定的、務實的建設性中日關係。“而從岸田執政一年來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在安全理念上強調先發制人，具體為日本應該具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他利用俄烏衝突強化與北約的關係，並加強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的安保合作。而在經濟安保方面，則積極配合美國，出台針對中國的經濟安保法，設置專門擔當大臣，打造印太戰略的經濟安保框架。以上種種，包括在涉台問題上，岸田在對華戰略和政策取向上，表現出強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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