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初期中日關係有一個短暫的蜜月期，但很快就結束了，並且兩國關係變得越來越差，譬如民間好感度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三個方面。首先，疫情前中日關係的改善，具有安倍出於策略性考量的因素之所致。即安倍2012年再次執政之後，到2017年的5年中，一直採取制衡中國的戰略。但是收效甚微，如果持續下去，日本經濟界也不答應，這就會影響到安倍長期執政。因此安倍調整對華戰略，策略性地改善中日關係。也正因為是策略性的，所以一遇到風吹草動，就很脆弱。其次，在於中日之間所謂的結構性矛盾，主要包括釣魚島主權歸屬爭議、台灣問題和歷史問題，而海洋問題作為日本國家安全的考量近年成為新的負面結構性要素。這些結構性矛盾，猶如病灶一般，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發作。最後，中日之間最大的問題，還是如楊潔篪國務委員和王毅外長反復強調的，即日本不能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崛起，出現了認知上的誤區。
由於以上原因，所以當新冠疫情發生後，美國向中國甩鍋，日本認為打壓中國的機會來了。日本的電視、報紙等媒體都一再播放、刊登關於中國疫情的負面報導。現在是信息時代，國民情緒受到大眾媒體的很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係有反復，以及由於缺少直接交流的機會，國民好感度創新低，都在所難免。
再如海洋問題，日本學者在與我們交流時表示，在疫情之下，中俄聯合艦隊在日本周邊海域巡航游弋，給日本國民以直接性的很大刺激，產生一種威脅已經到家門口了的感覺，這也是國民感情陷入谷底的直接原因。我們的回答則是，近年日美強化同盟關係，給地區安全帶來威脅。中俄此舉，不過是反應性應對之舉。日美祗有摒棄零和博弈思維，才能避免被反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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