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指出，白皮書立足新時代兩岸完全統一的偉大事業，其基本指導思想不再是簡單的維持原狀，而是因應美台勾結危害性和自身主場統一進程而提出了“反台獨、反干預、促統一”的完整法理邏輯和行動框架。從針對“佩洛西風波”的反制方案來看，“蔣艦”要打，“美艦”也要打，前者的目標是壓制台獨勢力，分化引導島內政治生態與發展趨勢，後者是對美展現鬥爭意志並阻止美國盟友跟進。因此，上了大陸制裁名單的不僅僅是台獨頑固分子，還包括佩洛西本身及中美關係中美國方面的有關互動利益——八項制裁措施，包括非法移民管理合作、氣候變化磋商機制等。
“大陸此次危機管控與進取策略在於，借助美台勾結刺激而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際社會對華支持度，採取突破性行動對台灣地區實施更加完整和可持續的主權管轄與實際控制，測試和檢驗大陸軍事介入的內外壓力狀況與包圍圈堅韌性。從佩洛西的冒失竄台到大陸針對美台分而制之的綜合性反制，反‘台獨’與反干預已並列凸顯且反干預的維度更為顯著。”田飛龍說。
田飛龍認為，白皮書體系有著相對前兩份白皮書更為明確和系統的法理鬥爭意識和國家統一進取意志，也富含鬥爭謀略。白皮書試圖表明，兩岸和平統一的主要障礙是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美台勾結典型體現了對抗統一之主要力量的結合與整合，而白皮書就是要提出破解這一力量體系的法理根據和行動框架。白皮書清醒認識到，只講“反獨”，不講或少講“反干預”，不足以完整支持“促統”的體系性展開和實現。
田飛龍表示，白皮書圍繞國家統一的民族復興目標，展開了系統性話語建構和策略重構，其核心議題範疇包括：其一，歷史，從中國的領土史和治理秩序史展開，證明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論證方式具有中國主權論證和歷史合法性邏輯的核心要素；其二，法理，從國際法（聯大2758號決議等）和憲法層面進行規範論證，表明“一個中國”具有堅實的國際法基礎和國家憲法基礎，台灣的治權事實存在與“法規”現象不具有主權性質，更不具有國際法上的獨立資格；其三，政策，從兩岸關係數十年來的有關政策體系出發，既講惠台已有安排及融合發展政策進展，也講統一後台灣的經濟社會民生更優安排，以政策實踐和政策藍圖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這些政策安排和構想的總框架和第一選擇；其四，利益，從兩岸關係走和平統一路線的“利益包”出發論證有關政策合理性與正當性，涵蓋和平利益、發展利益、民生利益、民族復興利益等，而原則前提下的具體利益論證和引導，顯示出大陸推動國家統一的政治成熟和技藝自覺；其五，體系，從主權國家與民族主義立場否定台獨合法性和外部干預正當性，伸張兩岸關係一切發展的國家前提和完全統一的終極前景，並將統一後的兩岸關係的民族性團結納入中國文明基礎上構想和推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系與範疇，顯示兩岸統一的民族目標與世界意義的內在融貫性。
“白皮書將歷史、法理、政策、利益、體系諸要素融為一體，開啟了兩岸關係的新時代，確立了兩岸完全統一的新坐標和行動策略。當然，這些具體議題範疇的論證雖自成一體，但思想和制度的鬥爭遠未結束。”田飛龍說，“台獨”史觀直接挑戰中華民族史觀，造成島內民眾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出現嚴重偏差和扭曲。美台勢力攻擊削弱2758號決議，提出和煽動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台灣再主權化，挑戰“一個中國”法理地位和規範基礎。台獨勢力對大陸兩岸政策進行污名化和實質性抵制，抹黑兩岸和平發展的利好與善意。在利益範疇，台獨勢力煽動“民主民粹化”和本土主義情緒，抵制兩岸利益溝通與整合。體系層面，台獨勢力抵制兩岸完全統一的民族復興前景，不願意成為民族復興的一部分，而是醉心於全面親美，成為美國民主盟友體系的一部分，不惜自甘棋子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民進黨台獨勢力以所謂“民主共識”對抗“九二共識”，阻斷兩岸和平統一進程，挑動台海戰爭化風險，確屬需要清除的國家統一障礙。但台獨孤掌難鳴，其背後的美國干預勢力同樣構成兩岸完全統一的嚴重障礙，明了完整病灶，才知治本良方。白皮書提供了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真正嵌合的法理論述和行動框架。
田飛龍表示，新的歷史時間開始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嚴格掛鈎，進取型兩岸關係政策體系加速形成，反“台獨”、反干預的綜合鬥爭框架基本成形。白皮書是一個歷史里程碑，也是兩岸中國人團結與行動的時代號角。兩岸完全統一必然面臨內外激烈鬥爭，有鬥爭，才有團結、和平與最終統一的前景。我們要善於將鬥爭與團結相結合，以主場統一的思維和行動展開危機管理、主權管轄和完全統一的時勢構造。佩洛西事件是衝擊波，是鬥爭插曲，也是兩岸統一的催化劑，我們要以此次危機中的機遇及白皮書的完整行動框架，展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突破性進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