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激烈的競爭不在於立場的極端化之爭，而在於怎麼服務社會、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的政策能力和服務能力之爭。競爭要放在正確的層面和議題上，以往那種表面激烈，但實質上更有顛覆性、更加撕裂、更加暴力化的選舉，證明是劣幣驅逐良幣。那樣惡劣的選舉，正好是選舉制度改革要終結的。
中評社：香港一直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香港還曾經被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自由港是香港最大的標簽，現在香港社會有聲音呼籲香港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比如主動做一些規劃以及解決一些民生問題，香港政府的此類動作也在增多。您覺得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轉變嗎？香港政府角色增多與自由港地位會有衝突嗎？香港如何保持自由港的吸引力呢？
田飛龍：小政府、大社會這樣一種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經典管治模式，在西方也已經失敗，並且發生了轉型。我們看今天的歐洲的政府，還有美國的政府，沒有一個是小政府，他們本身都背負著非常強的經濟發展以及民生保障、福利主義等等政府的管治責任和保障責任。所以實際上歐美的政府已經完成了一個福利政府的轉型。
儘管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所謂的里根革命和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的革命，但是很快福利主義又卷土重來，所以不能簡單的講西方的優良治理模式仍然是小政府大社會，必須看到風險社會的到來，還有分配正義的嚴重的挑戰，以及貧富分化帶來的社會階層的撕裂和對抗，還有民粹主義的興起等等所有問題都在挑戰著傳統政府的管治能力，都要求政府積極去回應和解決一些新的風險和挑戰。在此過程當中，如果還固守小政府的教條的話，治理會普遍的出現失敗。
香港回歸以來的很多管治政策以及治理的失敗，就歸咎於香港一直教條化的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消極管治策略，放任香港市場的資本力量去捆綁政府的政策，去產生壟斷，以及將香港社會正義予以壓抑和邊緣化。
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要解放思想，走出既往的公務員“制度舒適區”，要積極保障民生，實現社會正義，並且加強規劃與管治能力，以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要通過一系列的立法和社會動員來應對外部干預和制裁的風險。這些都必然塑造一個更加管治有為的香港特區政府，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中也特別強調未來的公務員要職“能者居之”。香港特區政府如果不往這方面轉型、改變，它不僅會讓國家失望，也會讓香港人民失望。
中評社：“通關”是現時香港社會最關注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香港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部分，在通關問題上不等同於一般境外地區，您怎麼看這一觀點？您對通關有什麼預測嗎？
田飛龍：通關實際上是對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一個重大考驗，而且也已經在一些層面引起了極大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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