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角度看，“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義、利永遠是社會追求的東西，而重義輕利、貴義賤利本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認知。人性善良缺失，虛偽與險惡必定會叢生泛濫。即便是從西方引進的市場經濟哲學，也有“慈善文化”在行其道。200多年前的“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就在所著《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企業家不僅要懂經營、會管理，企業家的身上還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而今日之中國，財富與權力以壓倒性優勢成為衆多丈母娘衡量女婿的簡單粗暴標准，義利觀也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嬗變。“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邏輯一旦形成，對企業、市場的公信勢必大打折扣。
法律與監管層面看，衆所周知，中國并不缺法——這個法，既包括針對食品藥品或其他特定領域的法律法規，也有更普遍的法律規範；政府的監管，也有對應的各級部門執行。然而從現實結果看，法律約束與行政監管都沒有有效緩解公衆焦慮，展示出應有的社會公信，反倒是淪為魯迅文中的“看客”，形同虛設或者打折扣的監督監管更縱容了企業的利益驅動，甚至有權力和資本共謀的嫌疑。當前警方已刑拘包括成生生物董事長在內的十餘人，多個地方的紀委監委也已介入調查，相信會看到一批貪腐瀆職與行賄受賄者受到懲處。
當然，“殺一儆百”的懲戒方式能起到一定威懾作用，但若不治理中國醫藥生產機理，仍然難以有效“防未病”,各類醫藥管理問題仍屢禁不絕。
希望不久的將來，普羅大衆對於以下幾個問題都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後，才能對此番疫苗事件造成的社會絞痛真正免疫，那就是政府監管到位了嗎？社會監督得到保護了嗎？官商勾結的可能性得到清除了嗎？惟其如此，公衆對企業與政府的充分信任才能得到重塑。
胡適先生曾經直言，“你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孩子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一個社會最深的痛，往往都是因為孩子。一個社會對待孩子的態度，決定著它未來的前途命運。面對當下的社會現實，政府部門、大衆媒體、司法機關三者皆必須各有預警、各有對策，各有行動，緩解社會焦慮、重塑社會信任、築牢民族健康根基。雖然見效期漫長，但已是燃眉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