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占中”與“旺角暴亂”
2014年9月28日，發生的“占中”事件更是以學生的“罷課運動”為序幕，以在校大學生為運動主力。據統計，參與占中事件的13萬人中近10萬都是青年。時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及常委羅冠聰，於9月26日當晚分別爬過圍欄進入“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並在台上呼籲市民參與，其後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現已全部提起上訴。整個“占中”事件程序中，“港獨”勢力利用政治歸屬感薄弱，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還未完全成熟但可塑性較強的學生來充當革命的先鋒，這是西方顏色革命勢力慣用的手段，使“占中”事件逐漸演變為“港版的顏色革命”。
2016年2月8日，香港旺角暴亂發生以來，共有69名涉案人士被警方逮捕，44人被警方檢控參加旺角暴動，另有1人被控非法集結。⑥在這份名單中，青年佔據重大比例。其中還包括一名年僅15歲的初中男生。在兩名被告中，一名是22歲的沙田專業教育學院學生何應傑，控罪指他們在２月８日至９日的淩晨，於旺角參與暴亂活動。其實無論是“占中”事件還是“旺角暴亂”，激進分離勢力和“港獨”分子，他們不僅發動學生參與其中，而且都在多個場合強調必須堅持“武裝、暴力”的方式，提出“學生必須流血”的要求。學生淪為“港獨”勢力的工具，也註定會為其行為付出代價。
3.香港中文大學撕海報事件與香港教育大學“民主牆”事件
2017年9月，隨著香港各大院校開學，“港獨”勢力標榜“言論自由”再次入侵校園，將黑手伸向青年學子，香港7所高校內陸續出現“港獨”橫幅和海報，期間發生的9月5日香港中文大學撕海報事件與9月7日香港教育大學“民主牆”事件，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豎峰以“支那人”辱駡內地學生，引發輿論熱議，激起各方聲討，受到強烈譴責，同時更值得人們深思。
2017年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恰逢本科新生開學典禮，校園內卻出現了很多帶有“港獨”字眼的橫幅和海報。9月5日晚上，港中大民主牆又貼滿“拒絕沉淪 唯有獨立”的海報，一名內地女學生出於義憤撕下海報後，又與“港獨”學生激辯民主。相關海報已於9月7日下午被清除。這些言行不僅突破了法治底線，有的更突破了人倫底線。在此之後，因為不認同香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觀點，香港教育大學民主牆更現“恭喜”其喪子的文字，事後，香港社會以及中央政府對此紛紛進行表態。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大學的10位校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珍惜言論自由，但是譴責近來有人在“港獨”問題上濫用言論自由為自己辯護的行為，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其中，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向全校師生發公開信強調回應校園張貼“港獨”海報事件：“‘港獨’不但違反基本法，也和我個人意願相違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是不爭事實。”
39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事發之後致信香港教育局，要求嚴肅處理大學校園內的“港獨”宣傳品，以防止別有用心之人利用校園散播“港獨”。立法會議員，代表的是廣大民眾的聲音，說明校園裡的“港獨”並非香港人心所向。
關於大學校園出現“港獨”的海報及標語，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這不是言論自由問題，而是是否尊重“一國兩制”、愛護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障自由權利的憲制問題，並不存在限制學生言論自由，干預大學學術自主，毋須混淆視聽。⑦林鄭指出，“社會各界人士應合力糾正這種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讓香港能維持一個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並共同捍衛社會應有的道德標準”。同時強烈譴責，“港獨”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對於大學校園內持續出現此等違背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的言論，我亦予以譴責。
2017年9月11日《人民日報》刊文《珍愛香港，就請守住底線》，⑧文章強調，一些人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在校園“播獨”，然而，任何自由都有底線，言論自由也有法律作為邊界；“港獨”違反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宣揚“港獨”也觸犯香港的有關法律，這些均屬違法行為，並非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這種行為並不因為發生在校園就有了“擋箭牌”；法律之外更有人倫底線，“恭喜喪子”言論遭批“太歹毒”、“不是人”；這樣的極端言論更有違最基本的道德規範，人性的底線甚至都不存在。文章稱，涉事者若成為未來教師，影響著實堪憂。文章總結說，“港獨”違法，“恭喜”無良；並再次引述林鄭月娥所言，“社會各界人士應合力糾正這種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文章進一步指香港不能陷入“泛政治化”漩渦，香港經不起折騰和內耗，並回顧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遏制港獨，關乎一國兩制，關乎法治根基，關乎香港的繁榮穩定，每一個珍愛香港的市民，都有責任和義務制止港獨行為”。文章稱校園是學習的地方，每一所大學的管理者，都有責任和義務制止違法行為，讓學生有安靜的學習環境，讓香港有健康美好的未來。⑨
在港中大撕海報事件和教大民主牆“恭喜”事件之後，也一度引發言論自由是否遭濫用爭議。“港獨”勢力，以“言論自由”為藉口，通過校園與網絡等方式宣傳、滲透“港獨”理念。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因而，香港言論自由的法律邊界較為模糊，這為某些“港獨”勢力與“反中反共”人士提供了輿論造勢的空間。言論自由本是香港民眾極為珍視的基本權利，卻被別有用心的“港獨”勢力用於謀求“香港獨立建國”的價值訴求。校園與網絡的活動群體主要集中於青少年群體，他們的主體意識較強，是非辨別能力差，價值觀可塑性較強，成為“港獨”分子爭取、蠱惑、拉攏的重點對象。
任何自由都有底線。一些“港獨”分子無非是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其實他們自己心裡也清楚，言論自由是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就是法律。“港獨”違反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散播“港獨”也觸犯了香港的有關法律，這些都屬於違法行為，並非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這種行為其實不會由於發生在校園就有了“擋箭牌”。其實，搞“港獨”的極少數極端分子並不代表廣大學生青年。中央和特區政府愛護香港的年輕人，但絕不等於可以容許極少數的大學生肆無忌憚宣揚“港獨”。反“港獨”是中央的原則立場，不可動搖，對校園“港獨”也是如此。
二、校園“港獨”現象的探源
（一）校園“港獨”產生的社會根源
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導下，內地社會與香港社會在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合作頻繁，在“陸港融合”的同時，兩地社會之間也出現了不少摩擦和衝突。近年來發生的“雙非子女”以及“自由行”，內地人擁至香港買房使得房價上漲等問題，香港市民認為大陸民眾正在搶佔其空間與資源。隨著“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深入實踐，一些矛盾日漸顯現。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另一方面，政商關係密切利益交錯。社會利益格局日趨固化與社會階層日益定型。部分香港青年難以通過個人奮鬥躋身社會中產階層。在就業與生活的雙重壓力之下，他們成為“港獨”的擁護者與主力軍，並且日益侵入香港校園內部，繼續呈現低齡化、校園化等特徵。
（二）校園“港獨”產生的政治根源
九七回歸以來，港人的政治意識得到了一定發展，本土意識的訴求在香港政治生活中得以體現。但是，在香港本土政治中，香港“愛國愛港”建制派與親西方泛民派形成相互對抗的態勢。尤其是在關於《基本法》、“一國兩制”、香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等問題上政見分歧。期間就引發2014年關於訴求“真普選”的“占中”事件，立法院“拉布”⑩現象等時有發生等。兩大黨派常常因關於國家政治體制的爭論而忽視關切香港經濟民生的具體政綱。這樣的政治內耗加劇了香港民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對“一國兩制”的曲解，甚至是排斥。
（三）校園“港獨”產生的文化根源
文化在培育民族和國家認同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港英政府時代遺留下的社會文化結構根深蒂固地影響著香港，在後殖民文化的影響下，內地便成為一些港人情感抗拒的對立面存在。九七回歸後，香港理應致力於解脫大英帝國主義的文化枷鎖，然而，香港並沒有在文化價值層面展開“去殖民化”努力，更沒有把“去殖民化”與國族（國家、民族）意識回歸作為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一部分來加以重視。中央政府也沒有對教育做任何要求甚至預設，中央對香港教育一直秉承著“不干預”的原則。然而香港激進分離勢力卻一刻沒有消停，更是加緊把“自決”、本土化、反黨反大陸的思想以演講、宣傳等形式灌輸給香港青少年，使得香港教育反而成為了他們的“洗腦基地”，香港與內陸在融合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在“港獨”分子看來，“‘中國性’與‘香港性’（Hongkongness）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他者’對‘香港自我’構成政治‘強權’壓迫，只有解構‘中國性’與顛覆‘大中華主義’主導地位，才能形成自由、自主、自治的香港主體性”⑪。由此可見，“港獨”思潮正是依附於後殖民文化，重演文化霸權的邏輯，將社會矛盾的矛頭對準中央與特區政府，“去大陸化”的“港獨”邪路日漸偏離“一國兩制”的正常軌道。
三、校園“港獨”現象的應對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港獨”以及校園“港獨”的問題，是當前乃至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香港問題上的一個重要課題與難題。反擊和應對“港獨”以及校園“港獨”，不僅需要政治、經濟與法制等方面的行動，也需要從文化教育層面進行。文化具有潛移默化的特點，教育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方式，如何在香港社會以及學校內抵制“港獨”思想發揮最大功效，顯得尤其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