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推行“印太戰略”，企圖圍堵中國崛起。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多次提及美國關注的世界幾大地區，並始終將印太列在首位，隨後才是歐洲、中東等地區。這在客觀上反映了一個現實，即當前印太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地緣戰略競爭的重心。其實，美國和日本多年來一直處心積慮地想要拉攏印度來制衡中國崛起。早些時候，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特別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戰略”。後來，美國特朗普政府乾脆直接接受了這個概念和思路，它推行“印太戰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更大地緣範圍拉攏更多國家（主要是印度）來孤立、圍堵和遏制中國崛起。
目前，由美國主推、美日印澳四方協作的“印太戰略”，正由“概念”向包含具體措施的“戰略”過渡。在各種國際場合，美日印澳步調一致，均反復強調和闡釋“自由開放的印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各自的“印太戰略”，至少在話語體系上已經呈現明顯的“合流”趨勢。同時，美日方面宣稱，所有認同和維護“共同價值觀”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等原則的國家都可以加入“印太戰略”，針對中國的意味不言自明。在具體行動上，這一戰略主要包括軍事和經濟兩方面。軍事上，2017年美日印澳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聲稱要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而“四方安全對話”也被視為亞洲版“北約”的雛形。經濟上，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後，日本等國仍在努力推動，並鼓動美國再次加入，而特朗普政府對此也開始鬆口。2017年11月11日，TPP除美國以外的11國在越南峴港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展協定”（CPTPP）框架協定，目前該協定正由各締約國的議會機構審議。同時，由於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擴張地緣政治影響力，動搖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美日印澳正推出由它們主導的旨在抗衡“一帶一路”的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計畫。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美日印澳在實施“印太戰略”的過程中形成針對中國的聯盟或準聯盟，其功能就可能進一步擴展，囊括傳統、非傳統安全以及經貿、基建等方面。同時，“印太戰略”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概念對地區國家尤其東南亞國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一些國家認為，中國正在崛起卻不願“遵守國際規則”，將給地區安全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在經濟上擁抱中國可以得到實惠，但必須同時注重發展與美日印澳等其他大國的經濟、安全關係，以平衡對中國在經濟上的過度依賴和來自中國的潛在安全威脅。
三是操作台灣問題，牽制干擾中國崛起。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趨勢下，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意圖再次凸顯，台灣問題將再次成為中美鬥爭的一個焦點。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台海危機期間，台灣問題曾是中美關係的鬥爭焦點和最具破壞性的因素。進入21世紀，由於首次執政的民進黨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激進“台獨”動作，違逆當時以反恐為主的美國战略，小布什政府遂成為美國歷屆政府中最公開、最堅決反對“台獨”的政府，中美形成了合作管控“台獨”、穩定台海局勢的局面，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破壞性有所下降。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兩岸關係經歷了一段相對和平發展的時期，美國奧巴馬政府也基本未利用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上大做文章，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可見度大幅下降。但民進黨二次執政後，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升溫、美國可能進一步利用民進黨當局給中國大陸製造戰略麻煩，提升台灣問題在遏制中國崛起方面的地緣戰略價值，更多地介入台灣問題，與中國大陸展開更加激烈的戰略博弈。可以說，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再次提升，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地位再次突出；同樣，美國因素在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中的作用也顯著上升。此外，從地緣上看，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戰略地位愈加重要，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戰略”的重要棋子，服務於美國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
特朗普政府自上台執政以來，就開始不斷地提升與台灣地區的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2017年12月，特朗普簽署了《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的附帶條款包含強化美台長期夥伴與合作關係，根據台灣需要定期向其移轉防禦性武器裝備，維持其足夠的自衛能力；考慮美台軍艦重新相互停靠對方港口的“適當性”與“可行性”，執行美台資深軍官與資深官員互相交流的計畫以增進雙方軍事關係，邀請台軍參加諸如“紅旗”等聯合軍演等內容。2018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後，特朗普在其即將自動生效前夕，於3月16日主動簽署使其生效，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特朗普政府進一步打“台灣牌”的意圖。隨後，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幫辦黃之瀚訪台。《台灣旅行法》明確提出允許美國各個級別的官員訪問台灣地區並同台灣官員會面，允許台灣地區高級別官員在得到尊重的情況下進入美國並會見美國官員，包括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員。上述法律均嚴重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1979年中美建交時，美方接受了建交“三原則”，即與台灣“斷交”、“廢約”，並從台灣“撤軍”。而特朗普簽署的這些涉台法律，不僅有意恢復美台官方關係，還有意發展美台實質性同盟關係，清楚地表明美國政府今後定期對台軍售、擴大美台聯合軍演、進一步提升美台接觸和交往層級的強烈意圖。
中國大陸方面下一步需要關注和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將如何執行《台灣旅行法》或依據該法採取哪些具體動作，以及正在美國國會審議的《台灣安全法》進展如何。此外，特朗普政府支持深化美台經貿關係，支持東亞國家與台灣地區發展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支持台灣地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等國際多邊機制，甚至親自出手幫助台灣當局鞏固所謂“邦交”，顯露其在經濟、外交領域虛化美國“一中政策”的努力。近期，特朗普還開放對常規潛艇技術的出售許可，並任命友台立場堅定的鷹派人士博爾頓（John Bolton）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所有這些動向都表明了一個基本趨勢，即今後美國將進一步利用和操作台灣問題，以達到牽制和干擾中國崛起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調整，為民進黨當局繼續執政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台灣民進黨當局積極主動配合美國政府，對內加速推行“去中國化”和漸進“台獨”政策，對外則採取“先國際，後兩岸；先美日，後大陸”、“聯美制中”的立場，不斷干擾、阻撓大陸惠台政策的落實和兩岸交流，向大陸方面對抗示強，同時支持並準備融入美日“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這些動作都迎合了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需要。在兩岸關係緊張之際，台灣島內的強硬派和“台獨”勢力再度抬頭，他們樂見中美展開全面戰略競爭，認為這將有助於維持兩岸關係現狀甚至為“台獨”提供機會。可以預見，今後特朗普政府與蔡英文當局等“台獨”勢力將有一段密切合作的時期。這種趨勢可能會促使民進黨當局在“台獨”道路上進一步鋌而走險。
對中國大陸方面而言，實現祖國統一是核心利益，也是衡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指標。今後，中國大陸在由大向強的發展道路上，必然要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更多積極進取的舉措。因此，未來中美圍繞台灣問題展開激烈鬥爭將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
四是叫囂對華“貿易戰”，恐將開啟中美全面戰略競爭。近期，特朗普政府威脅將對價值1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美國商品徵收特別關稅，中方則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特朗普之所以具有挑起“貿易戰”的衝動，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的決策思維具有典型的功利主義特徵。這既和特朗普的商人本質有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當前美國全球霸權的歷史性衰退。今天的美國既沒有足夠的能力也沒有強大的意願，像“冷戰”剛結束的時候那樣憑一己之力來維持國際秩序，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為國際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public goods），所以它很自然地會更加自私自利，只關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特朗普上台後讓歐洲和東亞的盟國繳納更多的軍事“保護費”就是一個例證。
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施政口號，其主要目的是重振美國經濟。為此，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非同尋常的政策措施，尤其在經貿方面。過去，美國歷屆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通常會把經貿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聯繫起來考慮，並抱有以經貿政策來影響和改變中國的企圖。但現在，美國戰略界已對改變中國不抱太大希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又表現出赤裸裸的交易思維和功利主義。因此，美國政府在制定和推行對華經貿政策上就會相對比較簡單和直接，即主要依據中美兩國間貨物貿易的平衡資料來決策。這就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經貿政策上將趨於強硬。當然，它對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也會大致如此。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就反復強調不公平的經貿關係對美國造成了傷害，指出美國將不再容忍“經濟侵略”或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此類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該文件明確表示，要改變美國過去70多年來的對外經貿戰略，認為“美國的繁榮和安全受到了來自經濟競爭方面的挑戰，而這種經濟競爭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過去，美國將自由經濟和貿易體系擴展到與美國持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希望這些國家能實現經濟和政治的自由化，並向美國提供相應的實惠。但實踐證明，這些國家不僅沒有進行自身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而且擾亂和破壞了美國建立起來的經濟機構”。在應對措施上，該文件提出，要推行旨在復興美國經濟的戰略，尤其是重振製造業、增加就業的戰略，對內重塑經濟實力，對外維持“公平和互惠”的經濟秩序，並且“美國的交易夥伴和國際機構可以在解決貿易不平衡方面做得更多”。④文件同時提出，要區別對待不同國家，一方面和美國價值觀相近的國家進行良性競爭，另一方面“對違背自由公平規則的國家採取強制措施”。⑤這意味著，今後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的摩擦和衝突會越來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此次挑起對華“貿易戰”，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在美國政府公佈的對中國出口美國貨物加徵關稅的清單中，相當一部分是高科技產品，明顯瞄準的是以“中國製造2025”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可見，其“貿易戰”背後的深層次戰略意圖就是通過各種手段，干擾、阻礙甚至打斷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創新發展和技術強國之路。長期以來，美國人始終相信技術創新是立國之本，科技優勢是取得戰略競爭的關鍵所在。所以，一旦美國政府認定中國是其“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就自然而然地會想要在科技領域擊敗中國。從這個角度看，這場“貿易戰”實際上又是“科技戰”。
毫無疑問，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一旦真正開打，不僅將對中美兩國造成重大損失，而且將對整個世界貿易造成極其負面的影響。原因很簡單，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中美兩國間的貨物貿易，已經不僅僅是這兩個國家間的貿易往來，而是形成了全球性的供應鏈和貿易體系。換句話說，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逆差，並不都是來自中國本身，而是來自許多國家，甚至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在中國投資生產再將產品賣到美國的美國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有底氣“接招”，不懼怕和美國打“貿易戰”，並非僅僅因為中國自身力量的發展壯大，還因為中國經濟和其他國家經濟的密切聯繫和相互依賴。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各國的經濟已經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中國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美國等其他國家的經濟也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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