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6日電（記者 段曉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前正式對外發布《衝突與動蕩：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22》。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張春研究員撰寫專題文章，他表示，自2014年起，非洲發展便反復遭受危機衝擊，在體系性危機衝擊和外部幫扶減弱背景下，非洲唯一的出路在於自救，由此而來的非洲主動提升戰略自主性的努力，已然成為並將繼續是非洲發展的基本邏輯。
張春談到，對非洲而言，俄烏衝突的最大後果是美歐的“選邊站”壓力。在2022年3月2日聯合國大會有關俄烏衝突的決議中，非洲並未盲目追隨美歐：僅28個非洲國家投票支持，另有17國棄權，1國反對，更有8國缺席。儘管此後美歐迅速施壓，非洲並未改變自身立場，在3月24日有關俄烏衝突的人道主義後果的決議中，投贊成票的非洲國家數量減少了，共有27票贊成，另有20國棄權，1國反對，6國缺席。厄立特裡亞在兩次投票中均明確反對。非洲連續在兩次投票中“不服從”美歐“指令”，引發美歐強烈反彈：美國國會4月出台專門法案施壓非洲；4—8月，德國新任總理舒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等先後造訪，對非洲又打又拉。儘管如此，非洲國家通過將外部壓力轉化談判籌碼，積極提高自身戰略自主性，南非總統拉馬福薩面對拜登施壓時強調非洲不應“被教做事”。
張春表示，如果說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仍是種反應式的戰略自主性提升努力，那麼非洲逐漸強化內部團結，並尋求轉變與大國合作模式的努力就更加主動。冷戰結束後，大國對非關係的重要發展之一是建設各種對非合作機制，如歐非峰會、日本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中非合作論壇、印非峰會、韓非峰會，等等。這一發展往往被冠以“1＋N”模式，1為域外大國，N即非洲。但自2022年起，非洲提出要將上述機制轉化為“非洲＋1”模式，並在2022年的非歐峰會、TICAD和美非峰會中加以貫徹。由此而來的一個重大戰略性後果便是，拜登政府的美非峰會不再遵循2014年美非峰會和2021年全球民主峰會的“民主標準”，而是以與美國有外交關係且是非盟有效成員為標準。儘管象徵意義更大，但這仍暗示著非盟在統合成員國、提升戰略自主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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