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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台灣“舊威權體制”與“新威權主義”的塑造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亞洲週刊用“新威權主義”來形容蔡政府，其實並不虛幻。蔡英文出生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也經歷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歷練，她想要塑造“新威權”，有路徑可循。蔡政府在以合法掩護絕對的權力之下，任何超越社會可以容忍的政治操作，展現對民間社會絕對的控制，民間社會除了嘆息之外，夫復何言？
亞洲周刊2020年最後一期的封面專題點評：“台灣民選獨裁幕後，綠營新威權主義現象”。民進黨政府被民進黨創黨元老批評，越來越像戒嚴時期的國民黨。總統蔡英文變成“新威權主義”的領袖，強調 “全面執政”，但卻變成“民選皇帝”，行政專斷、立法唯諾、司法應聲。
另外，中天新聞台被關台事件，反對瘦肉精的醫生被警方查問，台大教授批評政府被警察約談等，都讓人觸目驚心。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張俊宏、前總統陳水扁、前副總統呂秀蓮都痛批綠營的“新威權主義”，揭開台灣“民選獨裁”的真相。
一、民主為何會走向“威權主義”？
台灣第一次“威權體制”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背景。
從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到台灣初期，國民黨就以政治與經濟的兩手策略，成功地藉由土地改革、政黨改造與地方派系的制衡，把政府的權力從上到下建構成一個可以完全支配台灣社會的政權，讓國民黨的政權得以在台灣浴火重生。
這個政權，它所建構的基礎原本是為了“反共抗俄”任務而形成的支配性結構，整個政權是獨立於社會需求之上，它的正當性基礎僅是基於領袖所界定的政治理念。
這樣一個政權所要求於市民社會的，在開始時是一種管教式政治，等到冷戰氛圍降低以後，經濟發展逐漸取代領袖的意志，成為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但是，這種以發展為重點的新意識形態，一方面促進追求私利的經濟性市民社會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將此社會的政治影響進行嚴格控制，以繼續維持政權對市民社會的支配性地位。
為了維持統治的穩定性，在意識形態的供給方面，除了宣揚實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作為施政的藍圖之外，內、外部也必須再營造一種恐懼的氛圍，以駕馭人民接受威權式的統治。畢竟，就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說，專制政體主要是依靠“恐懼”讓人民服從，所以國民黨政權也利用“白色恐怖”所營造出來的“恐共症”，在社會中製造人民恐懼的統治正當性。
除了利用意識形態鞏固外部性政權的正當性之外，蔣介石還利用不用改選的國民大會與立法院，透過選舉與立法的操作，建構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建構之後，從1949年到2000年一直牢牢地掌控國家機器，讓國家機器凌駕於市民社會，甚至可以完全掌握民間社會。
二、威權體制的解體與民主化
1990年代初期，李登輝接受蔣經國留下的政權之後，為了與“非主流派”（宮廷派）進行權力鬥爭，特別引入掌控市民社會的民進黨力量，讓國家機器與市民社會結合，逼迫國民黨的舊勢力退出歷史舞台。
由於國民黨掌控的國家機器與民進黨的市民社會結合逼退國民黨舊勢力，李登輝也就無法守住國民黨的舊威權體制，衹好走向“政權共享”之路，也就是“民主化”。
就因台灣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主要是國家機器與市民社會結合動員，所以李登輝就稱台灣的“民主化”，也是一種“本土化”的過程。
當然，台灣“本土化”的主要意義包含幾項：
1、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李登輝推動民主化的方法，主要是透過“國家改造”的過程，讓原本以統治為目標的國家機器變成工具化，縮小與簡化國家機器的權力範圍，不再於統治範圍包山包海，這也是威權體制解體的重要路徑。
2、重新製造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機器，打破過去幻想成可以統治秋海棠的“國家”意象。這是比蔣經國推行“崔台青”政策更徹底的“本土化政策”。於是，經過七次的修憲過程，此時台灣的國家機器已經變成衹是適合台澎金馬的範疇，國民黨可說自此已經放棄經營大中原的企圖心。
3、在意識形態方面，國民黨不再崇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放棄了“大中華意識”，而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所取代。儘管國民黨還是辯稱“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但是台灣民眾根本不會做出分辨，台灣就是“台獨”，“台獨”就是台灣，一般大眾既然無法分辨，當然也給民進黨塑造執政的機會與正當性基礎。
所以，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塑造，可以歸納為三個重要因素：即恐共症的塑造、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絕對多數賦予的合法性、國家機器可以完全掌控民間社會。
而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解體，也主要有三個因素：即國家改造讓國家機器變成工具化、意識形態轉化為台灣意識、國民黨舊勢力徹底被本土人士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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