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的國際戰略背景下，拜登將會重新調整國際戰略，或從民主黨的角度出發，或跟隨歐巴馬政府的國際戰略，但美國民眾以及全球許多國家多期待美國的國際戰略具有一致性與連貫性。拜登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將採取“完全不同的路線”，換句話說，拜登就任後將以積極的作為重建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但也需考慮到特朗普政府的國際戰略與國際現況。
拜登在競選過程當中的口號是恢復美國“在國內外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尊嚴和受人尊敬的領導地位”。他表示，衹有強化美國的民主與其體制，才能促進美國的安全、繁榮與價值觀，並領導世界成為面對全球挑戰的領導者。
儘管拜登的競選主軸列出“加強民主”與“恢復道德領導力”的方法，但為實踐這些目標的主要舉措便是將舉辦全球民主峰會(Global Summit for Democracy)，也就是結合全球的民主國家面對“共同價值觀”的威脅，包括腐敗、專制主義並促進人權，並且需要結合理念相同的國家，共同努力面對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與翻動叛亂者的崛起，其中可能也包括美國的朋友。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擔任副國務卿的布林肯經常在員工會議、華盛頓演說中以及在出國旅行時強調美國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這正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全球領導力核心原則。布林肯在2015年6月於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舉行的演講中說道：“我們不是永遠正確的領導者，或者是因為我們永遠是對的，或者是因為我們受到普遍歡迎，或者是因為我們可以決定結果。這是因為我們竭盡全力使我們的行動與我們的原則保持一致，並且因為美國領導層具有動員其他人並發揮作用的獨特能力。”
這種強調美國傳統價值觀，以及強化領導與對於歐洲與亞洲盟邦的承諾，勢將成為拜登政府國際戰略的兩大支柱。美國盟國和夥伴已經歡迎美國即將回歸其領導角色與堅守傳統的國際主義的觀念。很顯然的，拜登的國際戰略在於促進民主與恢復美國的影響力，但可能會與特朗普的戰術的交易主義有所不同。
國際戰略即是組織國家資源來確保自身在全球與區域的地位。於是說，拜登的國際戰略構想旨在進行系統性的變革，其信念是在國內準備具有世界道德領導力的基礎，包括糾正在全球範圍內所出現的問題與結構。在國內議題上，拜登政府面臨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國經濟重啟以及與特朗普的支持者的和解等三重挑戰。
在國際議題上，拜登政府首要任務即是修補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從關稅、氣候變遷到新冠肺炎疫情等，美國均與傳統歐洲盟邦不同步。華府為了修補與歐洲國家關係，將重新重視俄羅斯對於東歐的挑戰、難民與非法移民問題與全球暖化問題。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歐洲政策顧問庫普昌(Charles Kupchan)才會表示，在特朗普主政下，華府並沒有完整對於俄羅斯的政策，有的衹是混亂的政策。而在拜登的領導下，將會有一個完整的對俄政策，可能提高人權標準與可接受的國際行為規範，並且要求莫斯科減少介入俄羅斯周邊國家的內政。
拜登再來的任務則是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年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盛頓方面作為全球民主國家的領導者，並且建立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過程當中，模糊化華府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定位，拜登則清楚應該藉由恢復美國在全球的信譽與承諾應對重大挑戰，來建立美國的優勢地位與領導力。
拜登政府將力圖恢復與傳統盟邦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傳統，共同合作面對全球的威脅，包括，大規模合法與非法的移民與難民、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新科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核武戰爭的新威脅、跨國恐怖主義、網絡戰爭以及國家間的衝突等問題。原本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當中的和平解決爭端、建立自由與互惠的貿易與投資條件，以及遵守國際規則與規範(例如，航行自由與領土完整)，拜登政府應會持續支持並參與。
拜登的“重建民主價值同盟”的國際戰略，不僅將恢復與北約的傳統歷史合作關係，還承諾擴大聯盟的軍事能力並強化與各個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其中特別提到“強化我們在亞洲的集體能力”，將強化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民主聯盟，其中暗示包含印度。儘管沒有提到歐巴馬時代的“重返亞洲”，也沒有提到印度與太平洋地區的相關戰略安排，但“強化集體能力”可能需要藉由四方安全對話等相關安全建制建立夥伴關係。
最新的美國民意的展現結果為拜登擔任總統、民主黨控制參議院與眾議院。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中的共和黨少數派將對拜登的對中國政策提出批評，但由於可能失去參議院的控制權，因此他們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將較小。這一結果有利於拜登政府的對中國政策。
拜登的國際戰略必須承認中國的經濟與軍事能力正與美國爭奪全球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北京還提供不同於西方的治理與發展模式，在新冠肺炎擴散情況下還提供“北京防疫模式”。華府也認識到北京對於主導全球事務已構成挑戰，連帶挑戰拜登政府所欲建立的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
於是說，拜登在對於中國政策方面，可能延續特朗普政府所制訂的對抗的立場，同時放棄歐巴馬第一個任期的合作方式，即設想把一個崛起的強權融入西方模式。拜登更可能延續從歐巴馬的離岸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地區建構“沒有目的的優勢”(primacy without purpose)，並結合民主與美國傳統價值。歐巴馬時期的美中全面合作已再難看到，但是拜登政府可能將氣候變遷或北韓核武問題當作對中國的“低飛球策略”(low-ball technique)，試探美國與中國關係和緩的基礎與誠意，是否可能出現在特定議題的合作機會。
然而，拜登在就任美國總統後，因需要處理美國的新冠肺疫情炎與疫苗施打以及經濟重啟的問題，與中國的對抗則不希望以緊張關係作為“開局”。即使特朗普在2016年以反中為競選綱領，在任期的第一年也沒有立即與中國展開對抗，而是等到2018年第一季才啟動關稅戰。特朗普也曾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
儘管如此，美國與中國之間可能提早出現對抗的局面，例如，南海的自由航行權、美國與台灣的軍事合作或雙方針對性的軍事演習等，亦或者拜登政府批評北京所重視的利益(例如，香港)，或因北韓或中印邊境等第三方的行動導致關係緊張，這些都考驗著拜登維護印太地區安全的意願與能力。
四、已提早成形的“拜登主義”？
拜登自詡過去的45年，“見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領導人”。的確，拜登的國際戰略似乎不僅在修正特朗普主義，更表示特朗普對於“美國品牌”的損害，特別在多邊主義與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方面。拜登與其國家安全幕僚進一步強化振興民主與人權的價值基礎，這些價值基礎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領導地位，也影響著美國的政治發展，極可能在接下來的四年當中，依循這項“重建民主價值聯盟”的國際戰略，恢復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地位，重拾作為全球安全樞紐的角色。
除恢復與傳統盟邦的關係與承諾印太地區的安全外，華府可能強化基礎設施能力、建立廣闊的聯盟體系以及改變戰略格局。首先要做的是美國會強化在軟實力的展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囿於資源或技術能力，而缺乏穩定的電力供應、乾淨的飲用水或鐵路與公路等民生必須的基礎建設，中國的做法即是“一帶一路”倡議與藉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在中亞、非洲與拉丁美洲資助與興建基礎設施。華府應會進一步藉由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對於發展中國家提供人道援助，或對於發展中國家挹助資金與技術協助建立綠色能源產業。
拜登政府或將在基礎建設的投資上建立美國重新領導的角色。特別在後新冠時代，世界各國都要求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包括社會基礎設施-學校和醫院。
“拜登主義”將更為重視外交作為而將軍事能力作為“最後手段”，而且僅出於保護美國利益且並得美國民眾的廣泛同意。強化外交手段也對於全球發出訊號，那就是舊的美國回來了，並將更為重視外交工作。拜登政府決策風格將更為傳統，會較特朗普更具有“可預測性”。
然而，從2000年來美國的“霸權衰退”讓大型國家或聯盟有能力抗衡美國所提出的倡議，歐盟也表示希望在美國與中國間扮演調停者的角色，法國、德國與荷蘭也推出各自的印太戰略(或準則)，美國在歐洲的傳統盟邦也歡迎美國回到多邊主義外交。華府總體上仍會堅持對於亞洲安全的承諾，進一步將把民主與人權作為國際戰略的基本價值，但這些承諾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拜登是否能堅守民主價值，拜登打算召開的全球民主峰會亦標誌著美國重返地緣戰略的基礎，建立並培育互利的聯盟面對可能的威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