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日電／在物理時空消解、主權邊界模糊、國家－社會混同和具有生物－數字雙重屬性的時代背景下，權利保護境遇不佳，人權領域自然也難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各種威脅。
隱私權保護面臨的時代困境個人隱私權既是一項基本的私法權利，也是一項重要的人權。自20世紀初開始，從“對隱私權的侵犯已經不需要物理的、強制性侵入”，到“隱私的合理期待”（公共暴露），隱私權保障逐漸由住宅擴展到公共場所、從強調“場所”轉向關注“人”。而如今，隨著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個領域都在加速數字化進程，人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習慣也越來越多地以數據化形態呈現於日常交往之中。其結果是，個人數據在大數據分析中的最終使用情況，已經遠遠超出個人的意圖範圍和認知能力，個人對自己產生的數據或信息缺少足够的控制力；同時，大數據技術也深度地“瓦解”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二元構造，使得原有的公域與私域之分變得難以為繼，“公共暴露”的情境就變得日益模糊。在這種狀況下，公權力主體在政務服務中收集、處理、存儲公民數據，各種技術公司、商業平台、服務運營商等同樣無時無刻不在收集、分析、利用消費者的個人數據。即使它們對某些數據采用了匿名化處理，也會“因為科學家們正逐漸掌握了‘去匿名化’的技術，使隱藏在看似匿名數據背後的個人無所遁形”，這就給隱私權保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雙重張力。一方面，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自由、便利和舒適，隨處可見的監控也讓人獲得了更多的安全；但同時，“9·11”事件後以美國《愛國者法案》為代表的反恐調查（秘密搜查）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日益嚴重，“棱鏡門”事件的效應凸顯，各國監控技術不斷強化、範圍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人們越來越多地認為，“收集和使用某些數據的行為本身可能就侵犯了人權，特別是隱私權和知情同意權”。
公衆知情權與信息公開的現實難題
自20世紀中葉知情權被提出以來，它一直在實踐中不斷發展。“隨著政府的轉型及公衆法制意識、信息利用能力的提升，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公開方式以及單純公開加工處理後的信息已不能完全滿足公衆的信息權益保障，必然催生政府與公衆之間圍繞原始數據需求與利用的互動交流，即信息公開向數據開放的嬗變”。就是說，不僅是原有的預決算信息、財政信息、“三公”經費等需要向社會公開，政府部門在履行職能、管理公共事務過程中采集和存儲的，與民生相關、社會急需、增值潛力顯著的公共數據（諸如測繪數據、交通數據、氣象數據等），也應在對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個人隱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