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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傑（中評社圖片） |
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傑表示，中韓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兩國人民彼此都有一種親近感和認同感，這為兩國友好關係快速深入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韓建交28年來，兩國間的人文交流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中韓關係的一個亮點。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韓兩國在人文交流領域還存在一些問題，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經常會波動起伏，甚至出現惡化。兩國要建立基於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新時代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必須加強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包容，建立起經得住考驗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關係。
牛林傑表示，中韓人文交流反映了兩國關係發展的民意基礎，同時又與中韓兩國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密切相關，既相輔相成又相互影響。從中韓建交以來的實踐不難看出，影響兩國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第一，政治與安全因素。在政治安全領域，中韓關係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如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韓美同盟關係的矛盾、中韓關係與中朝友好關係的均衡等。這些因素大多都不是中韓之間的雙邊問題，而是與第三方有關。因此，正確處理好這些涉及第三方的政治安全問題，避免矛盾激化，不僅事關中韓關係發展的大局，也有利於兩國人文交流的穩定發展。第二，歷史文化認知因素。歷史文化認知是影響中韓人文交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中韓兩國毗鄰而居，回顧歷史，中韓友好佳話俯拾即是。但中韓兩國在一些歷史問題上存在的不同認識，如對高句麗歷史、朝鮮戰爭、傳統文化等的認識，有時也會成為兩國民間爭論的熱點，進而影響兩國正常的人文交流。第三，媒體的負面報道。長期以來，韓國媒體的涉華報道存在明顯的偏向和誤導，助長了韓國民眾對中國人的嫌惡情緒。通過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韓國民之間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兩國關係的一個薄弱環節。第四，人文交流的質量。人文交流是不同國家民眾之間增進友好認知的重要途徑。一般來講，兩國民眾之間的往來越頻繁，參與的人員越多，兩國民眾之間的友好認知度就會越高。中韓人文交流單就人員往來的數量來講可以說是規模龐大，但龐大的交流規模並沒有給兩國民眾帶來預期的“認可與好感”，每當遇到政治安全或歷史文化領域的突發事件，兩國民眾的好感度往往會出現大幅度波動。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曉玲表示，兩位教授都談到在新冠疫情期間，兩國社會互相捐贈的行為，通過這些現象，可以看到中韓兩國社會的心相通。我們捐贈的不僅是防疫物資，中韓兩國也展示了兩國社會具有共同的文化符號、相似的道德審美和文化審美，這能夠很好地降低雙方在文化傳播中出現的文化打折現象，也能夠讓彼此更容易產生共鳴。但同時也可以看出，中韓兩個社會之間非常缺少認同，在疫情期間，我們也表現出來了很多意識形態的隔閡，還有民族主義的對抗，而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強化的。
王曉玲說，疫情期間，她一直在思考文化相同和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文化共同確實有其意義，比如這次疫情就很好地體現了共同的文化符號能夠降低文化傳播中的文化打折現象，能夠讓我們很容易產生共鳴，能夠體會到對方的心理活動。而且如果兩國的國民進行互動，文化共同又可以降低溝通的成本，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就是社會成本非常豐富，會相應降低很多經濟成本，但是我們又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共同和認同其實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認同還是需要權力去進行一些價值觀的分配，其中最強有力的還是政治權力，政治的基礎又是經濟。所以除了“共同”，如果中韓民間關係要追求更多“認同”的話，我們還應該去尋找兩國社會之間更多的共同利益、共同困難，然後在兩國人文交流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去顧及這些問題、思考這些問題，尋求在兩國人文社會交流合作過程中去解決、探討這些問題的途徑，這可能是今後我們擴大認同的一些必要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