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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查道炯（中評社圖片） |
對於美國的中國經濟政策選項，查道炯表示，與中國“脫鈎”的主張在美國智庫和政界、商界長期存在。“脫鈎論”沒在中國引起廣泛注意之前，美中在經貿政策上早已一直存在距離。政策性脫鈎的效果取決於眾多因素。近年美方所強調的“reciprocity”與中文所謂“有來有往”並不具有認知層面的差距，同時我們也要關注到，企業有壟斷本能，而國家有自主本能。
但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也呈現出一些新變化。查道炯強調，“經濟制裁”不同於“貿易制裁”和“出口管制”，經濟制裁完全是政治行為，沒有規則也沒有底線。直接制裁啟動後，就成為其政府部門的日常性工作的一部分，而“次級制裁”涉及的國別、產業、領域廣泛，具有寒蟬效應。制裁的“有效性”始終有爭議，但多半導致加碼、延長。
關於如何應對更廣泛的潛在脫鈎，查道炯指出，第一，堅持技術標準的全球性互聯互通。包括法定標準，行業標準，事實標準。第二，適切處理“技術落後”的憂慮。包括五類技術，即地位性技術、戰略性技術、公共品技術、一般性技術和落後性技術。第三，優化產品加工集成、跨國物流組織能力。提高產品的跨國和多國兼容程度，並牽頭增強國際產品通關政策的協調。
查道炯表示，中國過去七十年的經濟發展，既有發展中國家的軌跡，又有發達國家的特色。將中國簡單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對比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沒有道理的。而要實現更好地經營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需要做到：第一，管理與其他市場之間的經濟距離，在產品標準、消費者文化偏好、道義經濟偏好力量對衝產品運輸距離的縮短等方面作出努力。第二，加強合規制度建設，包括中國的法規、中國人口的國際法規等等。第三，調動全球人力資源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為來華定居、入籍提供制度化路徑，不分國籍，不分民族，這是編制經貿網絡的有用途徑，也是對衝地緣經濟、意識形態對中國脫鈎的必要途徑。第四，在國際制度層面最大限度地發揮合作精神，縮小與其他國家（無論其所處發展階段）有關正常經濟外交行為的認知距離。第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為經濟外交的首要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