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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後發優勢，實現了持續快速的技術進步。 |
中評社北京8月2日電／改革開放的前30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到10%。然而2007—2019年，這一指標卻由14.2%一路下降至6.1%，降幅超過50%。2020年年初，由於遭受疫情衝擊，這一波下行趨勢看起來仍將繼續。
中國經營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明文章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將從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實物資本、技術創新這四個方面來一一分析。
勞動力供給：兩個“人口紅利”遞減
文章介紹，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提供的充裕勞動力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貢獻有目共睹。人口紅利可分兩個層次：一是指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二是指大規模農民工向城市流動壓低了總體工資水平。那麼，2008—2019年，這個兩個人口紅利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中國15—64歲的人口數量，由1990年的7.63億逐漸上升至2013年10.06億的峰值，到2018年下降至9.94億。中國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則由1990年的66.7%上升至2010年74.5%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71.2%。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一的頂峰是2010年，從2011年起開始遞減。
截至2018年，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占比，依然顯著高於美國、歐盟和日本：比美國、歐盟高出5%以上，比日本高出10%以上。但2010年以來，中國工作年齡人口占比曲線下降幅度，顯著高於美國與歐盟。各方面數據均顯示，此後30年內中國將迎來快速的人口老齡化，這意味著人口紅利一將會加速衰減。
人口紅利二是否也發生了衰減呢?我們可以用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的間接證據，來分析農民工供求關係的變化。2008年至今，中國農村人均真實工資收入呈更快速的增長，占城市人均收入比重已由2007年31.8%的谷底，上升到2019年的37.8%。這背後的原因是，農民工市場從最初的供過於求，轉變為供不應求。
儘管中國農民工的數量，仍然由2008年的2.25億上升至2019年的2.91億，但年均增速卻由2010年的5.4%，顯著下降至2019年的0.8%。預計在不遠的將來，農民工的總量就會由升轉降。此外，2008年以來，中國農民工的流動還發生了兩大結構性變化：一是平均年齡顯著上升，由2008年的34歲上升到2018年的40.2歲;二是外出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比例顯著下降，由2010年的63.3%下降至2019年的59.9%。“離土不離省”或不離市、縣的情形越來越多。
隨著人口紅利二的衰減，用工市場供不應求，勞動力收入增速加快上升，這對勞動力本身來說是好事，對嚴重依賴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卻是壞消息。因此，從2008年至今，中國沿海城市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已經持續下降，不少中外資企業都開始把工廠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與印度轉移。
以上兩種人口紅利的衰減，是中國經濟增速自2008年以後顯著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力資本投資：城鄉差距拉大隱憂凸現
文章稱，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很高，因為投資回報率很高，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較強。遺憾的是，2008年以來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
以農村家庭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但不可回避的現實是，隨著經濟增長和城市化加速，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逐漸拉大，發達地區大中城市教育水平發展實在太快，自然造成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農家孩子考上重點大學的概率下降。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雲杉教授統計了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後發現，1978—1998年，他們中來自農村的比例約占三成，而2000—2011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又如，自2000年以來，農村學生上大學的比例上升至新生人數的60%，但上“985”和“211”重點大學的比例不升反降。
再如，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中心和社會學系的聯合調查發現，2006年招收新生中的農戶子弟(入大學前戶籍為農業戶口)、農村子弟(居住在農村)和農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從事農業勞動)，在本科(學院)中的比例分別為47.2%、32.4%和11.5%。2010年這一比例分別上升至68.5%、50.5%和32.7%。而同一時期內，能夠享受重點大學優質資源的上述幾類“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都出現了下降趨勢。
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國的大學目前收費特點是，越是重點學費通常越低，二三本的大學學費通常更高。因此，農家孩子入大學之日，往往就是家庭舉債之時。由於大學擴招，二三本生數量太多，畢業時又會遭遇結構性失業壓力，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必說償還家庭的學費舉債了。
問題接踵而來。即使這個農村孩子通過自身努力，再加上足夠的運氣，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在城市裡安了家，小家庭的生活壓力也不小，他們還能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村大學生那樣，給仍在鄉下的兄弟姐妹以無私支持嗎?
近年來很多講述都市家庭關係故事的電視劇中，這種出身農村的男青年被稱為“鳳凰男”，隨時隨地遭遇冷嘲熱諷。但為自己原生家庭提供各種支持的“鳳凰男”，恰恰就是一個農村家庭所進行的人力資本投資，發揮外溢作用的最重要渠道。如果預期到對特定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最終無法讓其他家庭成員受益，父母還願意長期節衣縮食，並以家中其他孩子前途受損為代價，繼續做數目不菲的教育投資嗎?
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是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逐漸下降了，農村草根基層的年輕人，僅僅通過個人努力企求實現階層躍遷，正在遭遇越來越大的困難。當前，有一個熱門詞“拼爹”，不就是透露出，子女一輩人的社會階層，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父母嗎?
實物資本遇阻：需求增速下降 投資回報縮減
文章認為，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很快，原因之一是有旺盛的內外部需求，原因之二是高儲蓄率壓低了融資成本。
然而，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以上，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中國最終資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由2011年的48%下降至2018年的44.8%。換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至今，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顯著下滑。固定資產投資決策是由市場上的企業做出的，增速下滑反映了投資回報率的下降。
導致投資回報率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內外需增速下降使中國傳統製造業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2014年就有學者指出，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有效擴張企業的生產能力，無效投資只能加大過剩產能的堆積，並造成大量企業活力不足，它們生存的前提是消耗寶貴的信貸資源，引起信貸比例以更高速度攀升。
從內需來看，一方面2008年後全球經濟增速顯著走低，2008—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僅3.4%，低於2002—2007年的4.8%;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陷入長期停滯，國家範圍內的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保守主義明顯抬頭，造成全球經貿摩擦持續升級。自2018年3月起至今的中美經貿摩擦就是明證。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與國際經貿摩擦的抬頭，使中國傳統製造業面臨的外部需求增速也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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