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面對回歸23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在立法與制度建設層面存在的某些變形走樣，以及香港通過反修例運動暴露出來的顔色革命與本土恐怖主義的嚴重憲制威脅，以及中美持續對抗背景下美國制裁干預的挑戰與破壞，中央開始更加積極主動承擔起“一國兩制”的立法與制度建設的法治責任。
2019年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將“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構成要素之一，並具體規劃了“一國兩制”制度建設的體系與要點，這是“一國兩制”領域立法和制度建設的權威依據和指南。
2020年，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果斷做出制定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判斷並快速付諸法律行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既高度尊重“一國兩制”的自治承諾，又充分體現中央事權屬性與中央依法治港的權力配置，實現了國家安全領域的駐港機構與執法權力的具體建構，邁出了“一國兩制”制度建設的關鍵一步。
中央依據“一國兩制”憲制原理，結合基本法秩序安排，側重從“授權—監督”的全面監督權原理出發，對香港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均有相應的監督制度與機制建設的思考和安排，從而促進中央管治權與香港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保障“一國兩制”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憲制秩序整體。
在外部干預尤其是美國非法制裁的壓力下，中央與香港需要在政治和法律上更加團結及更加具有聯合行動的制度共識與機制，在國家保護香港及反制外部非法干預制裁的過程中，香港應當運用自身的立法權與國際影響力積極展開配合行動，履行作為“一國兩制”特區應當承擔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性責任。
文章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與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案，也是新時代國家繼續現代化與國際化需要遵循的制度指南，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憲法、基本法與香港國安法的共同保障下，香港繁榮穩定、自由權利保護及國際發展前景將更加開闊，香港自治立法與制度建設將具有更明確的憲制歸屬感、使命感與方向感。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一場偉大的制度實驗，是超越冷戰秩序與冷戰世界觀的和平發展之道，值得中央、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共同珍惜和維護。我們相信香港社會與居民的愛國基因、法治理性和發展活力將在新時代實現一種積極的結構平衡與認同塑造，從而推動新香港面向國家的融入式發展及依托國家的更深刻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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