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9日電／眼下一提“新基建”，很多企業界朋友都兩眼放光，心動加速，迫切希望自己成為那個捷足先登的人。要想參與“新基建”，就要弄懂“新基建”。從政府層面講，如果“新基建”最終成為一次“分蛋糕”的盛會，也將事與願違，事倍功半。
經濟日報發表南開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劉亞東文章表示，同樣作為全球危機中的國家經濟振興計劃，人們很自然地會把“新基建”與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進行類比。那麼，“新基建”與“四萬億計劃”有何異同？“四萬億計劃”能為“新基建”提供哪些經驗和教訓？
回顧“四萬億計劃”，時任工信部部長李毅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記得當時在工業企業中有一句口號，叫作‘在金融危機中不裁員、不減薪’。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覺得對，在當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穩定，必須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抱團取暖，這是對的。但回過頭來仔細琢磨這句話，它不符合市場規律。在那種極端困難的時候，肯定要有企業破產，有企業退出，肯定要下崗分流，肯定要減少收入，獎金也不能再發那麼多了。在極度困難的時候不減薪、不減人，什麼時候減薪減人？”
李毅中先生的這段話意味深長，又發人深省。
“新基建”是“四萬億計劃”的揚棄
文章分析，從出台背景、戰略目標、實施方法、意義和影響等方面看，“新基建”與“四萬億計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簡言之，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基建”才能趨利避害，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強大支撐。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大批農民工返鄉，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為了應對這種危局，中國政府於2008年11月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實施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這就是所謂的“四萬億計劃”。
“四萬億計劃”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在保障就業、提振消費、避免經濟下滑等方面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但其消極影響也是明顯的。“四萬億計劃”嚴重刺激了國內通貨膨脹。貨幣的濫發導致虛擬經濟過度增長，而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尤其是房價的過快增長嚴重違背了經濟規律，透支了未來發展潛力，從而導致城鄉差距拉大以及貧富不均加劇。而房地產的繁榮又伴隨著地方債高企，給經濟運行帶來巨大風險。
有了“四萬億計劃”的前車之鑒， “新基建”至少應有以下改變。
第一，“新基建”中的政府角色應當轉換。“新基建”和傳統基建都具有基礎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屬性，當然離不開政府的統籌和布局。但“新基建”也應當規避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走過的彎路，特別要破解政府包辦、一哄而上、產能過剩等老大難問題。在實施過程中，政府的職能和政府推動項目的方法應當改變，要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從領導到引導、從指揮到服務、從定規劃到定規則的角色轉換。
第二，“新基建”應當具有強烈的商業化屬性。其中，企業應該發揮主體、主導和主角作用。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快速發展，特別近些年我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數字化信息通信企業，它們應當成為“新基建”中最活躍的要素和力量。
第三，“新基建”應當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要以國家政策和資金為引導，廣泛吸納各方面力量（包括國外力量）參與。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技術創新性強、發展變化快，還面臨更大的市場不確定性。所以，必須在與市場需求相耦合中創造價值，必須鼓勵不同主體運用市場機制開展合作，充分發揮企業的創新能力。“新基建”產業鏈條長，帶動效應明顯，相應會帶來大量新增就業，並會優化中國就業人員的結構。同時，作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鐵路、電網等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在高速鐵路、特高壓電網等方面無疑將繼續發揮著主導作用，但這些領域也可以通過合理的機制來吸引社會資本和民營企業參與。
第四，“新基建”應當鼓勵投融資渠道多元化。“新基建”的投資規模顯然是巨大的，難以精確估計。而且，“新基建”投資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主要是由政府投資，但隨著社會力量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壯大，社會資本規模不斷擴展以及社會資金來源日益多元化，今天的“新基建”已經有可能不再讓政府唱獨角戲，而更多是由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合作完成。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將成為如此龐大的資金規模的可靠保障。
第五，“新基建”應當更加關注知識產權保護。要力求在知識產權的獲取、歸屬、分配、轉移等方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符合國家利益，符合國際規則和慣例。
第六，“新基建”的組織形式應該保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新基建”奏響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強音
文章指出，“新基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的“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新。“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涉及諸多產業鏈。“新基建”要求把這些新一代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物化為新型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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