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進入“新冷戰”之際，中國有一些替代品能夠為中國“守住經濟堡壘”。撤銷香港關稅地位的普遍辯護理由是，這將迫使中國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從而迫使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妥協”，然而，這種觀點依賴於嚴重過時和錯誤的經驗假設。深圳和上海已經成為區域性的首次公開募股(IPO)中心，過去20年快速的經濟改革和現代化，使中國能夠在上海和深圳培育出強大、聯繫緊密的商業中心，而廣州或青島等其它沿海城市則發揮著關鍵的補充作用。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港口的地位，現在已被廣州、上海等內地競爭對手所取代。目前，與上述許多城市相比，香港單獨的關稅和關稅安排使其成為更有吸引力的中介和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戶，但鑒於中國的人口和消費能力，企業不會輕易放棄中國。一旦香港與美國的特別安排被廢除，美國的貿易很可能只會在中國內地管控更嚴格的城市之間改變路線和重新定向。
也許支持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爭論源於邊緣政策的考慮——美國認為中國在虛張聲勢，並希望中國外交官能有一些妥協的動機。然而，這一論點忽略了幾個關鍵方面。首先，中國政界人士可能已經考慮到了港區國家安全法可能帶來的後果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並承擔了他們經過計算、可以承受的風險。
正如中國政治史上的先例所顯示的那樣，中國官員是“底線心態”的虔誠信徒。在大多數領域的妥協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政治底線上的妥協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的管理者看來，在這個關鍵時刻，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屈服，不僅會危害國家安全，而且還會對國家的國際信譽和政權的內部合法性造成致命的傷害。如果表現得像是對美國虛張聲勢的卑躬屈膝，就會嚴重削弱政府爭取更好貿易條件的能力，以及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建立鐵腕外交關係的能力。在國內，北京方面更加別無選擇，只能對香港採取嚴厲立場，以平息內部的異議和幻滅。香港與美國的關係所帶來的對大陸的經濟貢獻——儘管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與上述考慮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
“虛張聲勢”的論點假設，中國無法在經濟和政治上更加一體化的香港，但很明顯，美國與香港的脫鈎（在簽證安排和科技方面）只會加速香港融入大中華區。對資本外逃的擔憂是合理的，但被誇大了——由於香港的政治不確定性和動蕩，資本很可能正在逃離香港，但中長期內可能會回到香港或進入內地。鑒於投資者出於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考慮而回避中國，美國與香港關係的轉變對他們的投資決策幾乎沒有影響。上述情況表明，美國對香港採取的行動不是“聲援活動人士”的行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