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永教授認為，日本同樣面臨著歷史性戰略選擇。
第一，是繼續在《日本國憲法》下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和平的多邊主義，還是修改憲法，成為西方“能戰國家”的一員，再度加入暴力強權的多邊主義？
第二，是堅開放的地區主義與國際協調，還是搞排他經濟集團，遠交近攻，以中國為競爭對手？
第三，是利用中美對立從中漁利，還是促進中美協調而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第四，是從中日兩國關係大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妥善處理兩國圍繞釣魚島歸屬認知爭議和台灣問題，還是重走歷史老路或與反對中國大陸的“台獨”勢力為伍？
第五，是囿於冷戰思維和傳統權力政治、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決策邏輯，同中國搞戰略對抗，還是樹立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新安全觀，與中國合作建立具有建設性的安全關係？
劉江永教授引用1924年孫中山曾對日本發出的肺腑之言：“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他認為，為避免重犯時代錯誤，這些話放到今天的日本同樣適用。日本的上述戰略選擇，將關乎未來30年的中日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