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論國家能力
在美國幾位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的眼中，這次“國家能力”也是被討論相當多的議題。例如，福山就明白地指出：“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地將集權政體置於一邊，而將民主政體置於另一邊。相反，將會出現一些高效的集權政體，與另外一些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權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政府績效的關鍵決定因素將不是政體的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
而在〈坎文〉中，也直指“白宮、國土安全部、疫控中心這些關鍵部門的失誤，削弱了人們對美國治理能力的信心”。“在過去的70年中，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建立在財富和實力上，也是依託於美國國內治理、全球公共財的供應、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回應的能力與意願所帶來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驗美國領導力的三個要素。目前來看，美國沒有經受住考驗”。
另外，〈艾文〉中也提到：“若中國通過控制疫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謂民主的、權力分散的美國政府還仍在疫情裡不斷掙扎，那麽美國對中國過去採取措施的反對態度，在許多人聽來就會像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所以，〈艾文〉更明白地說：“美國要明白，面對自己失敗的醜陋事實，美國要正確地認識中國和中國的成功”。
可以看得出來，美國在應對新冠疫情從初期的鬆散，到後來疫情蔓延到美國全境，這說明了美國防範新冠肺炎的國家能力不足，也說明特朗普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及中國。當然這也引發到底是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治理能力孰強孰弱的爭論。
這個問題就像〈奈文〉所說的“病毒不問國籍，不分國界”，也就是病毒本身不會分什麽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這也呼應〈福文〉所稱，政府防制新冠肺炎的績效不在體制，而是在國家能力的問題。
但是，由於台灣的防疫能力成功，不僅被各國傳揚，台灣的駐英代表林永樂更投書《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說：“台灣這次對抗新冠肺炎的經驗證明，不用威權國家的專制手段，民主國家仍可以成功對抗疫情。比起中國專制手段，台灣是管理流行疾病的更好民主模式。”
如果是如此，那麽防疫是否有“台灣模式”存在？任職於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台籍研究員邱貞嘉就認為，所謂“台灣模式”，應該就是指“專業領導、重視科學資料、中央與地方協調”。
問題是“台灣模式”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國民黨籍的台北市議員羅智強說：“新冠肺炎的威脅已造成台灣人民焦慮、經濟萎縮、百業蕭條，唯獨民進黨濫權、擴權、違反民主法治的行徑更為猖狂，民進黨政府在防疫掩護之下，掌握空窗期，企圖在520就職前，就加速政治‘超前部署’，建立‘新威權’體制。”也就是，台灣防疫成功並非單純的是民主體制的問題，其中還滲透著從去年民進黨操作“抗中”的選戰策略，對陸客、陸生與在陸台胞可以採取完全禁足的“殺無赦”的手段，這也讓民進黨所宣揚的“人權價值”遭到質疑。
事實上，民進黨政府在防疫的策略上，也是採取威權的手段，這不僅衹是對大陸方面，像是在2020年清明連假期間，台灣11處景點和夜市人潮爆滿，防疫中心立即提出警告，讓人潮一下就消失不見。而當一名酒店公關成為確診病例，全部的有女陪侍的酒店、舞廳等都被下令暫停營業。這種一聲令下，全部封殺的手法，雖然不比武漢全面“封城”的做法嚴厲，但同樣是一種威權的操作模式，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反觀，美國、歐洲，甚至是澳洲在疫情肆虐之下，最後也不得不採取封城、封州的做法，完全民主的防疫做法，衹是一種真空的模式，不可能真實存在。這也印證福山稱防疫無關體制問題，而是國家能力問題的說法。
三、論國際秩序
作為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最關心的當然還是“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問題。在〈季文〉裡，季辛吉呼籲：“無論這場抗擊危機的戰鬥多麽浩大、多麽必要，都不應擠掉這個緊迫的任務：為過渡到後新冠時代的新秩序建立一個平行機制。”他認為這個平行機制可以藉鑒“馬歇爾計畫”和“曼哈頓計畫”的設計經驗。而相關的課題包括：第一，增強全球對傳染病的抵禦能力；第二，努力治癒世界經濟的創傷；第三，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
在〈坎文〉中也憂心地提出：“當華盛頓方面躊躇不前之時，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國的錯誤所帶來的空窗期，填補真空，成為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中國正努力宣傳自身制度，向他國提供物資援助，甚至組織其他政府抗疫。中國明白，如果其他國家將自己視為抗擊疫情的領導者，認為美國沒有這樣做的能力或意願，這種觀念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21世紀全球政治和領導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這是因為當美國疫情嚴重氾濫之時，中國卻已宣告抗疫戰鬥勝利。大規模隔離、交通停擺、全國範圍內日常生活基本停止，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擴散得到讚譽，習近平還因此特別到武漢視察。尤其是當武漢“開封”之時，美國的確診病例卻超越全球，讓兩國戰疫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
另外，〈奈文〉中也提到：“美國和中國能否持發展的態度促使雙方合作，這體現在為處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上提供全球公共財，同時又在傳統大國競爭領域中角逐？美國能否對‘合作的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運用自如？誇大恐懼和分析最壞情況也許會讓這種平衡政策變成無稽之談。”
當然，美中該如何應對疫後世界，〈奈文〉指出，當前的新冠病毒危機是一場考驗。首先，雙方應同意緩和降溫輿論戰。第二，應該認識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個先例，應該有前車之鑒，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後看到新冠病毒未來的浪潮，並且必須更好地為此做好合作準備。第三，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將會衝擊更加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應對能力更弱。出於自身利益和人道主義的原因，美國和中國對於共抗疫情應共同對聯合國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佈提供慷慨捐款，此項捐款對所有國家開放。第四，考慮到人類對這種新冠病毒仍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應該恢復10年前科學家們和醫學專業人士之間的密切聯繫網。更好的應對辦法是，增加一個由美中高層領導人擔任主席的關於新冠疫情高級別委員會，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廢除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
可以說，“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建立，還是有賴美中的合作。大陸學者黃仁偉就認為，國際體系的新趨勢開始出現，朝著未來世界新體系的新秩序方向在走。如果能夠成功控制疫情，需要有成功的國際治理模式；如果這個國際治理模式不能出現，疫情控制就會失敗，而且會非常嚴重。這就看大國如何選擇了。
事實上，以歐美國家在抗疫的過程還是不斷出現“反中”的聲音，還是讓人對“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建立不容樂觀。這就像黃仁偉所說：“疫情在世界範圍大流行以來，反華浪潮迅速上升，並在世界範圍內蔓延。在歐洲已經出現了，丹麥總理直接拒絕中國的援助，義大利拿了中國援助後媒體還在罵我們。歐洲反華情緒由從民間排華到輿論攻擊，再到歐美可能聯手。如果歐盟成員國越來越多走到另一面，反華情緒就轉化為中歐關係的倒退了。美國輿論就更負面了。特朗普和蓬佩奧、彭斯帶頭辱駡中國，而且有社會基礎。反華排華浪潮一旦出現，就會來第二個問題，大量華人要從海外回中國。這又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社會後果以及疫情的二次爆發。”
在這種現況下，蔡英文政府卻不自覺，以為衹要自己親美，就不會被列為“反華排華”的對象。所以綠營網軍不僅攻擊大陸的防疫政策，也大舉加入攻擊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的行列，這引發譚德塞的不滿，大罵台灣人對他人身攻擊，台灣人充滿種族歧視的心態。
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聲援譚德塞表示，“關於世衛組織涉台問題，我們已經多次表明立場。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不擇手段，惡毒攻擊世衛組織及其負責人，縱容綠營網軍肆意散佈種族歧視言論，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譴責。”朱鳳蓮還強調，奉勸民進黨當局立即停止政治操弄，藉疫情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和謀求加入世衛組織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民進黨想要加入世衛組織，這是眾所皆知的事，但是以不文明的手段進行人身攻擊，是否真的能達標，恐怕衹會離國際組織越來越遠。
尤其是如果全球“反華、排華”的浪潮一起，台灣人是否就可以馬上變臉成為白人，而不遭排斥，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進黨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網軍搶佔國際空間，恐怕最後台灣人民也會在“排華”的浪潮中一起沈淪，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總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