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過減少部分數據，就能讓對數據動手腳的人免責，或者至少可以減輕懲罰，那麼，為什麼不乾脆“下手再狠一些”，把數據做得再“合適些”，豈不是更方便甩鍋？
通過和最終公布的數據對比，兩組數據的誤差都在合理範圍內。按照統計學的一般原理推算，這應屬於統計方式方法上的疏漏，而不是刻意的瞞報。必須要說，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第三，為什麼會出現前後兩組數據的出入？
這實際是個技術性問題，受到許多客觀條件的制約，通報對此作了充分說明。在疫情突然襲來的早期，湖北特別是武漢的疫情防控需求同救治能力之間，呈現出一條懸殊的鴻溝，不僅病毒核酸檢測能力十分緊缺，而且重症和危重症救治資源異常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保證不留死角、不存遺漏，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沒有及時應對和統計的案例。各國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實，都為此提供了充足的論據支撐。
疫情席捲全球，讓我們愈發看到病毒疫情的狡猾與人類認識的有限。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好萬全準備。將有限的醫療資源集中用於重症救治和危重症救治，成為疫情早期最為理性的抉擇。相信每一個正在經歷疫情大考的國家和社會，都能夠體會到生命關頭艱難抉擇的滋味，更何況兩個多月前，面對一場遭遇戰、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和中國人民。
事實上，隨著全國馳援力量的加入和應收盡收各項舉措的落實，這個方面的問題在湖北和武漢很快得到了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