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落跑市長”成為韓國瑜頭上揮之不去的形象陰影。韓國瑜在2018年底奇蹟式的勝選，“光復”了被綠營盤據了二十年的高雄，結果市長的位子還沒坐熱，也還沒拿出可觀的政績就匆忙投入了大選，不僅給高雄人帶來很深的背叛感與羞辱感，也容易激起全台範圍的普遍反感，進而讓人質疑他的誠信與人品。雖說“吃著碗裡、看著鍋裡”在政壇中有普遍的先例，但在韓國瑜身上的反差和對比仍然過於強烈了。高雄市民的反撲也來得迅速而猛烈，不僅在大選和立委選舉中用選票懲罰了韓國瑜和國民黨，並發起來勢洶洶的“罷韓”活動。由此可見，韓國瑜陣營當初過於輕忽“落跑市長”可能帶來的形象與實質危害。
其次，韓國瑜在大選中仍主打“庶民”牌，延續了以往市長選舉時的競選主軸，將“庶民”作為主要的訴求對象。當然，何謂“庶民”並沒有精確定義，姑且可視為社经地位中等偏下的群体，相較之下，“精英”可視為社经地位中等偏上的群体。另方面，韓國瑜的出身也絕非“庶民”，但也不見得非要出身自特定階層才能為該階層代言或爭取福利。
“庶民”牌是把雙刃利劍，雖然在市長選戰中幫助韓國瑜吸引到對弱勢者的同情票進而勝選，但和藍營傳統上偏好高級精英的政治審美格格不入。韓國瑜在大選中繼續打“庶民”牌，不僅會讓許多傳統的“精英藍”產生距離感，覺得“非我族類”進而動搖了支持力度，也讓一些黨內外的有心人士找到見縫插針的機會，即使在韓國瑜正式獲得國民黨提名後，仍在謠傳會有戲劇性的“換瑜”上演，藍營可能因此分裂，這些都對韓國瑜的選情造成很不利的衝擊。
更為負面的是，當“庶民”人設結合了“落跑市長”的形象，很容易發生化學變化，形成一種可怕的印象：這是個熱衷權勢的貪婪“小人”。如此一來，“精英藍”與韓國瑜陣營間的嫌隙不斷加深，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同時也普遍招致年輕人的反感。韓國瑜在選戰中所打的“庶民”牌，本來效果應該是利弊互見的，但越到後來卻越發顯得弊大於利，這恐怕也是韓國瑜陣營始料未及的。
最後，在選戰的過程中世代間的矛盾被激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背離了韓國瑜陣營，這也是韓國瑜敗選的主因。前述現象的產生，和從“韓流”到“韓粉”的蛻變密切相關。在“韓流”初起之時，構成這股風潮的群體多種多樣，特別是和年輕人之間並不互斥。但隨著時間過去，持續力挺韓國瑜的從原本多元的“韓流”，逐漸轉變為定型化的“韓粉”。典型的“韓粉”多半年齡較長，屬於父母輩，經歷過威權統治，更看重經濟發展與兩岸和平的價值，在社會議題上更多持相對保守的立場（例如反對同性戀婚姻）。堅定的“韓粉”很多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這些人往往也是構成“深藍”的骨幹群體。雖然並非所有退休的軍公教人員都是韓粉或是“深藍”，但是以偏概全的結果，卻很容易讓“韓粉”與“深藍”劃上等號。
相較於典型的“韓粉”，年輕人的想法和生活經驗顯得格格不入。一方面，他們一生下來所見即是自由民主的台灣，很難想像以往威權時代的生活方式，也害怕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在“去中國化”的教育之下，強調台灣的主體性，結合了不願改變現狀的傾向之後，就構成了所謂台灣年輕人親綠、“天然獨”的特性，也成為蔡當局與民進黨行銷“芒果乾”（亡國感）的沃土。另方面，年輕人多半成長於物質條件較為寬鬆的時代，普遍擁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對經濟議題的關注下降，更為在意性別、環保、社會公平等議題，多半支持蔡當局力推的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反核四、年金改革、轉型正義等政策，這也是他們和父母輩普遍的差異，存在著世代矛盾的操作空間。
當原本多元的“韓流”逐漸蛻變為同質性更高、凝聚力更強的“韓粉”時，也意味著群體的排他性不斷上升。當“韓粉”充斥著父母輩甚至是“深藍”的老人家時，往往就會產生一種反作用力，將年輕人推離支持韓國瑜的隊伍。辯證地來看，當韓粉越支持韓國瑜，就越容易激起年輕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對綠營本來就有較強的親近性，使得年輕人更義無反顧地支持蔡英文。這甚至形成一種群體動力，彷彿在年輕人中不支持蔡英文就是非主流的另類，容易受到冷落和排擠。所以不能輕易給出“年輕人天生反韓”的結論，更多觀察到的是年輕人因為所排斥的對象狂熱支持韓，就很容易藉由反作用力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個邏輯不難理解：敵人的朋友（韓）就是敵人；敵人的敵人（蔡）就是朋友。
與此同時，韓國瑜陣營主打的“庶民”牌也在年輕人身上出現了反效果。年輕人雖然在經濟基礎上相對弱勢，原本應該是“庶民”牌能打動的對象，但兩方面因素抵消了“庶民”牌的作用。一來是由於之前的政策失誤，台灣濫設大學，使得讀大學的門檻降得很低，也讓年輕人的學歷普遍提高。對於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而言，即使剛出社會，收入不多，也很難會自我定位為“庶民”。二來是許多退休軍公教人員由於年金被砍，收入減少，自我解嘲為“庶民”。看在年輕人眼裡，會覺得這個群體即使收入減少，但退休金總體還是拿得挺高，自稱“庶民”根本就是矯情。正由於前述的逆反心理，“庶民”在年輕人間逐漸成為一個污名化的字眼，韓國瑜陣營的“庶民”牌非但沒有吸引到年輕人，反而將這個群體越推越遠。
到了投票前夕，無論是藍營和綠營都在操作“大局為重、含淚投票”，但針對的群體不同。對藍營而言，一致的共識是“下架”蔡當局和民進黨，雖然“精英藍”不喜歡韓國瑜，但在“大局為重”的考量下，很多人仍然票投韓國瑜。韓國瑜拿到552萬多票，可說藍營的基本盤都有開出來，雖然不足以勝選，但也遠超“深藍”或“韓粉”的數量。另方面，蔡當局的政策有許多弊案和問題，年輕人對此並非一無所知。但由於綠營的宣傳策略成功，在網絡上帶風向，將競選主軸上綱到“亡國感”的層次，彷彿票投藍營馬上就會和大陸統一並改變生活方式，放眼所及許多深藍“韓粉”的狂熱挺韓又加深了這種恐懼，許多年輕人同樣在“大局為重”的考量下，衹能暫不追究公共政策的缺失，先把選票投給蔡英文再說。
四、另一種可能？
綜觀整個選局，國民黨黨內初選的紛擾讓藍營失分不少，韓國瑜“落跑市長”的形象包袱和“庶民”牌的策略不當也很大影響了支持率，至於“韓粉”的強烈支持反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趕走了年輕選票，這點確實讓人始料未及，對韓國瑜而言則是非戰之罪了。要從後見之明來解析韓國瑜何以敗選不難，但是否能得出“韓國瑜已是國民黨最佳候選人，國民黨在這次大選注定無力回天”的結論則未必。如果將時鐘撥回到國民黨提名時，韓國瑜沒有因一念之差而出馬角逐提名，反倒是選擇了保守策略深耕高雄，並按照原先默契支持朱立倫參選，那結局很可能因此而不同。
在韓國瑜的支持下，朱立倫很有可能在黨內初選的民調中擊敗郭台銘，進而獲得國民黨的提名。如果由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韓國瑜在參選過程中所面臨的劣勢都可以被輕鬆化解。首先，朱立倫已從新北市長卸任，就不存在“落跑市長”的指控，不僅可保持他個人與國民黨的形象，同時韓國瑜也逃脫了“落跑市長”的污名。在韓國瑜坐鎮高雄且名聲未損的情況下，朱立倫在高雄的選情應較韓國瑜自己參選還樂觀許多。
其次，朱立倫相當符合藍營的政治審美品味與社會上對“精英”的認知：博士學位、大學教授，擔任過多項政府職務，政治歷練完整。雖然頂著精英的光環，但朱立倫的選舉經驗豐富，不會放不下身段和“庶民”互動，同時還有韓國瑜的幫襯，對吸引中下階層的選票有很大助益。
最後，朱立倫並非民粹型的政治人物，雖然沒有“韓粉”般的強烈支持者，但也因此能夠避開觸發世代矛盾的導火線，反而有機會爭取年輕人選票的支持。很多論者認為，蔡英文能成功連任的關鍵，是利用習近平發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講話，以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的契機，在台灣社會煽動“亡國感”，成功吸引了年輕人的選票。但試想：如果不是“韓粉”和“深藍”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性，讓“抹紅”韓國瑜事半功倍，“亡國感”並非如此容易煽動的（郭台銘在這方面同樣有著致命的缺陷）。
相較之下，朱立倫針對這兩件事的表態認為：“一國兩制”在台灣沒市場；“反送中”是港人共識。也許這些話北京不愛聽，但確實反映出當下台灣的主流民意與政治正確。綠營要“抹紅”韓國瑜是事半功倍，但要“抹紅”朱立倫則是事倍功半，一來一回之間，差距甚大。朱立倫既不會觸發世代矛盾，又難以“抹紅”，衹要能爭取到部分年輕人的選票就足以扭轉選局，最終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雖然歷史的發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最有勝選可能的人選卻爭取不到政黨的提名，政治人物重私利、輕公益更是普遍的常態；但進行前述的推演仍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助於判斷國民黨是否會一蹶不振，就此走入歷史。如果認為韓國瑜已是國民黨最強候選人，由他出馬仍然敗選，自然會得出國民黨已被歷史淘汰的悲觀結論。另方面，如果經過深入的考察後發現，韓國瑜從爭取提名到最終敗選是一連串策略計算結合偶然情勢發展而成，其結果並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就不會對國民黨的前景過度悲觀。而本文的判斷顯然是後者。
五、國民黨的出路
在1月11日敗選後，國民黨中的青壯派很快就跳出來砲打黨中央，並要求改革。有些訴求很合理，例如去除黨內暮氣沉沉的宮廷政治文化；有些則顯得很荒謬，例如要求調整黨的兩岸政策路線，甚至拿掉黨名中的“中國”字樣。會有這樣的訴求主要來自錯誤的歸因，認為韓國瑜之所以爭取不到年輕人的選票，是因為黨的兩岸政策路線出了問題。這些武斷的看法沒有深入去分辨作用的機制，其實是由於“韓粉”與“深藍”的連結激化了世代矛盾有以致之，這一切並非必然發生，前文已推演過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貿然拋棄“九二共識”，並在兩岸政策路線上向綠營一邊倒，這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悲劇。其實藍綠之間的關鍵差別不多，主要就在於兩岸路線，國民黨如放棄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選舉技巧又比不上民進黨，恐怕衹能淪為永遠的在野黨，難逃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另方面，藍綠的兩岸路線雖有差異，但也有共識，最大的共識就是：和北京的立場存在更大的差距。但無論如何，北京的立場畢竟和藍營近些，無論是從兩利相權或兩害相權的角度出發，北京都很難越過藍營而直接跟綠營建立較佳的關係。
所以創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識”和既有的兩岸政策路線正是國民黨的瑰寶，能發揮穩定兩岸局勢的重要作用，貿然改弦更張，衹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雖然台灣的年輕人可能有“天然獨”的傾向，但衹要國民黨推出的人選和立場不走向深藍的極端，仍有望爭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輕選票支持、扭轉局勢。
對當前國民黨未來走向的適當建議就是“守時待變”，應該進行適當的內部改革以強化體質，為未來的選舉和執政做準備。雖然蔡英文在此次大選中獲得了創紀錄的817萬多票，但不應忽略許多人是在“亡國感”的操弄下，以“大局為重”而決定“含淚投票”的。虛幻的操弄無法長期遮掩施政上的滿目瘡痍。從陳水扁和馬英九的執政經驗來看，都是到第二任期才發生地方選舉大潰敗的現象，但蔡英文卻在第一任期就已發生了，顯示台灣民眾對蔡英文的“失政”其實很有感。而陳水扁和馬英九也都是在第二任期的第二年發生了足以撼動執政評價的社會運動，分別是2006年的紅衫軍“倒扁運動”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蔡當局在第一任期中的許多政策作為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同時也不斷加劇社會中的對立。當“大局為重”的前提不復存在，就是社會清算其“失政”的開始，到來的時間可能比蔡英文的兩位前任都還來得快，爆發的程度也可能更為激烈。屆時，國民黨翻身的機會就來了。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