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章認為，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只是一種潛在優勢。充分釋放這種資源和優勢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還需要通過多種政策去引導、培育和激發，必須“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充分認識優勢，保持戰略定力。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以及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其他屬性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一屬性意味著中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既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有利於分散風險；既有利於保持活力，也有利於保持韌性；既有利於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也有利於形成先發優勢；既有利於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於拓寬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範圍；既有利於更好發揮國內潛力，也有利於更好利用國際資源。同時，超大規模經濟體屬性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追趕進程難以“一帆風順”。追趕型經濟體一旦成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其外溢性意味著守成大國隨之而來的圍堵和遏制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前，這種挑戰已經充分顯現。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應對國際環境的挑戰是中國成為超大規模經濟體並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繞不開、躲不過的坎。只要我們充分彰顯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就可以在激發活力、增強韌性中贏得競爭優勢，就可以把握未來、贏得主動。
第二，應對好外部壓力，實現技術的“開放自立”。儘管當前“卡脖子”風險凸顯，但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為我們實現技術的“開放自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多年以來，我們“卡脖子”風險的累積，一定程度上是技術“開放—依賴”發展模式的結果，即市場開放和技術依賴。這既有人才缺乏、體制約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離不開全球化分工的“馬太效應”形成分工鎖定的大背景。解決“卡脖子”風險，就是要從“開放—依賴”走向“開放—自立”。當前的外部壓力恰恰為我們實現“開放—自立”，真正解決“卡脖子”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能夠抓住的“機會窗口”。要用好國內強大市場的優勢，加大核心技術的資源投入和統籌協調，形成在關鍵技術上與發達國家間互相制衡的局面，並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占先機。
第三，調動三個積極性，增強經濟活力。一是調動地方積極性。調動地方積極性，是超大規模經濟體激發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質量、保持制度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和突出優勢。當前，要適應各地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實際，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創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權；加快建立容錯機制，激勵一大批“既政治過硬，也本領高強”的黨政幹部更好發揮作用；調整優化央地財政關係。二是調動創新創業企業積極性。要著力打破包括行政壟斷在內的各種壟斷，真正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維持企業縱向流動性和打造創新友好型的市場環境。三是調動各類人才的積極性。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必須緊緊依靠企業家和科技人員。要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激發廣大科技人員的創造活力；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保護企業家權益，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和社會氛圍，為各類企業家的創新創業創造營造更加健康的環境。
第四，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適應國內最終需求的供給體系。當前國民經濟供需循環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供給體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質量不高。不匹配是指與生產需求相關的供給體系仍不太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的生產需求，人才供給、技術供給、金融供給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關鍵核心技術和產業生態的供給依賴於國外供給，供給體系自立性不強。質量不高是指國內供給體系在滿足國內生產生活需求方面，在質量、多樣性、穩定性方面還存在缺陷。要發揮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發揮需求的牽引作用，形成超大規模市場與供給能力提升之間的良性循環，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應鏈安全性和供給質量進程中加快建立適應國內最終需求的供給體系。
第五，推進高水平開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發展。中國過去這些年的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答案是，不僅不能封閉起來搞建設、謀發展，相反，應該實行更加開放的制度和政策。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開放，才能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才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發展。進一步推進高水平開放，重點在於：一是促進從市場開放轉向制度開放，加快形成與先進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相適應的制度政策體系和監管模式。二是以推進中美經貿關係向前發展，加強對歐、對日和對東盟合作，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實現共同發展。三是以開放促開放，堅定維護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繼續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扎緊中國與全球的經濟、技術紐帶，鞏固和維護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創新鏈的韌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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