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日電／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同時資本市場發展迅速，資產配置成為家庭投資決策的重要內容。作為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現之一，收入和財產差距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中國家庭財富調查”涉及住戶成員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和財產、家庭經濟狀況以及生活態度4個板塊，著重從城鄉差異、資產配置、投資者特征和投資渠道等角度對居民家庭財富開展深入調查。
資產配置、財富差距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密切聯繫。房產占比偏高、金融資產結構單一、較高的預防性儲蓄等都與擴大內需背道而馳，導致國內需求增長乏力。單一的資產結構更加難以抵禦資產風險，不利於居民財產穩定增長。較大的財富差距對勞動供給、生產投資也有不利影響。鑒於此，需要出台切實可行的政策，切實改變資產配置不合理、財富差距加大的現狀，轉變居民的投資預期、縮小財富差距。
城鄉家庭財產差距較大
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家庭人均財產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長了7.49%，增長速度高於人均GDP增速(6.1%)。城鄉家庭財產差距較大，2018年城鎮和農村家庭人均財產分別為292920元和87744元，城鎮家庭人均財產是農村的3.34倍，且城鎮家庭人均財產增長速度快於農村。
城鄉居民在財產構成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從我國居民家庭財產結構來看，房產占七成，城鎮居民家庭房產淨值占家庭人均財富的71.35%，農村居民家庭房產淨值占比為52.28%。人均財富增長的來源表明，房產淨值增長是全國家庭人均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房產淨值增長額占家庭人均財富增長額的91%。因此，房產淨值較高的城鎮居民家庭將從房產淨值大幅增長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財富積累。
城鄉居民住房構成也具有明顯差異。農村居民家庭以自建住房為主，自建住房占比達53.18%，購買新建商品房僅占21.81%，購買二手房占比為6.73%。城鎮居民家庭以購買新建商品房為主，占比達36.26%，自建住房僅占24.43%，自建住房占比是農村居民家庭的一半，購買二手房比例為10.97%。在我國農村居民宅基地交易尚未完全放開的背景下，與自建住房相比，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具有更高的價值。同時，我國房產淨值增長也主要體現在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上。因此，城鄉居民房產淨值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居民在住房構成上的差異。
金融投資結構持續單一
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城鄉居民投資渠道大大豐富，但從實際投資份額來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依然單一，農村居民尤為如此，這與我國宏觀分配格局中財產性收入占比非常低的情形相一致。資本市場有待進一步完善，以推動城鄉居民金融資產的多樣性，進而提高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調查報告顯示，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分布依然集中於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高達88%，接近九成。在有數據可查的35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僅有8個國家的存款和現金占家庭金融資產比例超過了50%，這一比重超過60%的國家只有3個國家；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覆蓋範圍比較廣的北歐國家中，瑞典、丹麥、芬蘭和挪威的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所占家庭金融資產比重分別為19.34%、19.95%、31.14%和38.75%，均處於較低水平。單一的金融資產結構不利於居民家庭平衡資產風險，而且難以實現保值增值。
從風險態度自評和風險承受能力來看，持風險厭惡態度的居民占多數。在居民家庭以風險厭惡為主、具有較強風險規避動機的情況下，不難理解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呈現單一化特征。
本輪家庭財富調查中，被訪者對自身風險承受能力自我評分，0分表示風險承受能力最小，10分表示風險承受能力最大。統計結果表明，風險態度自評為0分的被訪者達到32.81%，是所有評分值中比重最高的，表明幾乎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群體占比最大；風險態度自評為6分及以上的被訪者僅占6.78%；風險自評為3分及以下的風險厭惡者比重高達70.33%。
根據家庭所能承受投資本金損失程度來衡量家庭風險承受能力，同樣體現出多數家庭是風險厭惡型。5.57%的家庭能夠承受投資本金50%以上的虧損，8.66%的家庭能夠承受本金20%至50%的虧損，21.01%的家庭能夠承受本金10%以內的虧損，多達64.76%的家庭不能承受本金虧損，這說明超過六成家庭投資行為屬於極度風險厭惡型。同時，人均財富較高的城鎮居民多數也屬於風險厭惡型，不能承受本金虧損的城市家庭比例超過五成，達到了55.2%；農村家庭的這一比例更是高達83.88%。
較高的預防性需求，推高了儲蓄比例，降低了其他金融資產的投資份額。從調查結果來看，全國家庭儲蓄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應付突發事件及醫療支出”占48.19%，“為養老做準備”占36.78%，“為子女教育做準備”占23.97%，“其他原因”占20.57%，“不願承擔投資風險”占13.82%。城鄉家庭儲蓄的主要原因先後位次基本一致。為醫療、養老和子女教育預防性儲蓄成為儲蓄的主要動因，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以降低居民對預防性儲蓄的需求。較高的預防性儲蓄導致金融資產結構單一化，同時也不利於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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