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9日電／9月19日，美聯儲宣布繼續降息25個基點，進一步向特朗普所希望的方向邁進。在明年大選日益迫近的情況下，特朗普顯然需要低利率的經濟環境為連任贏得堅實基礎。被歸在調節美國國際收支名下的與中國的貿易戰久拖不決，一定程度上對特朗普連任的目標構成了阻礙。因此，特朗普需要美聯儲的幫助。如果美國經濟不陷入衰退，特朗普的施壓可能只會使美聯儲的地位陷入尷尬；而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則美聯儲可能面臨喪失政策工具的風險。
始終矛盾的美元政策走向
中國網發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博士生馬蕭蕭文章稱，自特朗普當選以來，來自於其各項宏觀經濟政策所導致的美元匯率結果就是相互矛盾的。從實施減稅這一共和黨總統標誌性財政政策，到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在美聯儲加息進程中，正好構成了“鬆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直接後果就是美元匯率的不斷走強。
然而，特朗普從奧巴馬政府繼承來的，除了龐大的財政赤字外，還有全球化以及美國經濟空心化而導致的美國社會分裂問題。即便是作為受益人的特朗普，也需要重視美國經濟的空心化問題。而巨大的貿易逆差又是特朗普的競選承諾，加之巨大的政府債務負擔。
解決這些問題最具有政治蠱惑力又最簡便的方式，就是從匯率上下手。於是也就有了特朗普需要的弱勢美元政策。雖然匯率政策的制定權在財政部，但是1995年以後美國匯率政策的政策工具已經變成了貨幣政策加口頭干預。因此，在不選擇直接市場干預的情況下，執掌影響美元匯率的最有效工具的就成了美聯儲。
19日鮑威爾在發言中表示，“財政政策能做的比貨幣政策更多”。但是現實是共和黨的政策立場不容變更，且財政政策需要耗費巨大的政治資本來通過國會。因此，最簡潔的方法就是變更貨幣政策，前提是特朗普能夠成功。
美聯儲方面，面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美聯儲的常規操作是加息以防止通脹。加之金融危機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過於龐大，因此美聯儲回歸常態為下一次危機積累工具就顯得十分重要。耶倫在位時就秉持了伯南克的這一思路。政策走向為堅定的加息縮表以便為美聯儲提供足夠的政策空間。
彼時市場普遍預測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區間為3.25%-3.5%，核心PCE達到2%。由於美聯儲升息而不斷拉大於其餘經濟體間的利差，結果是資本流入從而推高美元。由於自克林頓政府以後，美元匯率很少作為單獨的政策目標。因此，除極端情況，美元匯率問題並非美國政府的首要關切。在此情形下，美元的可見趨勢是逐步走強。
時過境遷，無論是美元政策的重要性還是政策走向，都出現了與特朗普政策立場的矛盾。在耶倫沒能連任的美聯儲主席後，鮑威爾的上任就被廣泛視為美聯儲政策獨立性動搖的開始。如此情形下，繼7月降息後，9月份繼續降息25個基點的策略，不僅更加遠離了美聯儲此前設定的政策目標，而且隨著不斷降息，美元將不斷承受貶值壓力。美元匯率強弱問題，現在變成了弱的快慢問題。
背後是特朗普與美聯儲不斷轉化的矛盾焦點
文章分析，事實上，特朗普與美聯儲的博弈包含貨幣政策與美元政策兩部分。只是貨幣政策與美元匯率政策關係緊密，所以在表現上有所叠加。
作為美國金融利益集團代表的美聯儲負責制定貨幣政策。在沃克爾與格林斯潘之後，理論上美聯儲享有不受白宮政治影響的貨幣政策決策權。決策獨立性被認為可以更好的抑制通脹，促進就業，為最廣大美國人民服務。與之相對，美國總統作為全部宏觀經濟政策的最終負責人，往往會對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擁有源自自身利益的理解。
一定程度上，當美國國家利益與金融利益集團利益一致時，這種政策獨立性就具有正當性，也更易於獲得執行。而一定條件下，美國國家利益與金融集團利益悖離時，特別是當雙方的貨幣政策立場相互矛盾時，就總需要有一方做出妥協，這種妥協就是總統與美聯儲就貨幣政策的博弈。而這樣的博弈同樣會體現在美元匯率上。
現在，更有權力和利益代表性的特朗普將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以助選夾帶在弱勢美元政策以推動製造業回歸來服務大眾的幌子下，目前來看，美聯儲無法考慮是否有充足的貨幣政策工具的問題了，也不再考慮失業率已經很低的問題了。只要衰退不來、或者在2020年大選以後來，那時的問題那時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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