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 作者：朱雲鵬（台灣），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中美貿易戰就是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競選總統的主要訴求。川普既然當選總統，中美貿易戰就不可能不發生。當然，貿易戰的發生，經濟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輿論上，美國需要一個敵人，現在美國就把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敵人，學者、參議員、眾議員、總統都在講，講到後來可能造成很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大陸的確是他們的敵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臨城下。
就中長期而言，要結束兩國爭鬥，必須讓中美的對峙從零和變成多贏賽局。
一、中美發生貿易戰的深層原因：中產階級“美國夢”的破滅
筆者在今年年初出版《中美貿易戰》一書（台北：時報出版），裡面詳細地分析了中美發生貿易衝突的深層原因，在於1980年代開始崛起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同時發生的全球化趨勢，導致美國中土地帶（heartland）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惡化，甚至落入貧窮。這些家庭將他們生活陷入絕境的憤慨，反應到選票，造就了美國政治版圖的重組。這些家庭原來以為歐巴馬的“改變”，可以為他們帶來希望，但是8年之後，他們失望了：情況沒有改善，還因為2008-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來臨而加速惡化。他們忍無可忍，亟求翻身。
2016年大選時，川普和桑德斯的出現，為他們帶來希望。川普代表反全球化的國族主義，桑德斯代表社會主義。二人都吸引了眾多的支持者，但對美國、多數西方國家乃至任何世界上國家而言，衹要國族主義出馬，其他力量大多衹能靠邊站。所以川普贏得大選，而桑德斯的聲勢未能讓他取得民主黨初選的門票。
川普在紐約市自己的大樓裡，發表參選共和黨初選的演說。在寒暄之後，他正式演講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美國有大麻煩，我們不再有‘勝利’了。”第二句話是：“我們上一次在貿易談判打敗中國是什麼時候？”接下去他說：“我們什麼時候打敗過日本？他們賣了百萬輛的汽車到美國，但你什麼時候在東京街上看到過一輛雪佛蘭轎車？”他又說：“我們的工作機會被中國、被墨西哥拿走了。”
這就是他的競選主軸，打動了中土地帶生活陷入困境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心，讓他們從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轉成支持他。2016年美國大選，有五個中土地帶的州豬羊變色，從上一次投給民主黨的歐巴馬，轉投給共和黨的川普，這五個州從西到東，分別是愛荷華、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和賓夕凡尼亞。
最近（2019年8月下旬），網飛（Netflix）和歐巴馬合作推出一部紀錄長片，叫作“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拍攝地點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市（Dayton），主題是該市原先的通用汽車生產大廠於2008年倒閉，其後由來自中國大陸福州的福耀汽車玻璃公司接手，所發生不同文化間的互動，以及工廠勞方和資方關係的演變。
同樣這家公司，同樣這個城市，也是去（2018）年美國公共電視“前線”（Frontline）節目，所推出描述美國中土地帶中產階級家庭的紀錄片──“被遺落的美國”（Left Behind America）的主角。俄亥俄州的代頓，老是被選中，有其獨特原因。這個城市，在1960和70年代美國經濟勃興的時代，相當於今日的“矽谷”：它是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的地方，是重要的汽車和機械生產基地，人均發明型專利曾居美國之冠，也是發明收銀機的NCR公司所在地。
但是今天的代頓，已經淪為毒品集散中心之一，其貧窮率超過3分之1，是美國全國平均的3倍。代頓有大約40%的人口住在西城（West Dayton），絕大多數是非裔，但是西城淪為“食物沙漠”，沒有超市，也沒有醫療院所、商業活動，形同死城。
片中訪問一位原來在通用汽車工廠工作，現在轉為福耀玻璃員工的當地工人。他說，以前的薪水大約是每小時35元，現在是13元。這不表示福耀玻璃特別苛刻，否則它聘不到人，這其實就是目前美國中土地帶製造業的平均薪資。
拿時薪35元的日子，是美國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一個汽車工廠的工人，有能力買自己的房子，可以每3到5年換一部車，可以每年到美國其他城市去度假，兒女上大學時有能力付學費。在那個年代，從戰後到1970年代末，美國最富1%家庭以外的99%家庭，其所得占全部報稅所得的比率，從二次大戰前的76%，一路上升到92%。美國所得稅最高級距的稅率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90%，從1960年代到70年代是70%。政府收到的稅，用於建水庫、高速公路、橋樑和公立學校，造就了強大的美國。那是“美國夢”可以實現的年代：任何出生或來到美國的人，衹要努力不懈，不論其出身爲何，都有機會可以過個有尊嚴的生活。
1974年保守派作家羅素·柯克出版《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將美國視爲西方文明的集大成：從《舊約》聖經中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到雅典的理性與榮耀，到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再到倫敦的法律與市場，融匯於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在柯克看來，美國的成功之道在於宗教信念生成有秩序的自由觀，再生成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而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保障。這就是“美國夢”的理論基礎，而在柯克出版該書的那個年代，美國夢不衹是假設，而是已經實現了。
但是好景不長，里根上台後，逐次把所得稅最高級距稅率調降到28%，許多社會福利措施被迫縮水。另外，隨著全球化的興盛，中土地帶的美國人看到進口品湧入、工廠搬走。美國99%家庭所得占全體報稅所得的比率，一路下跌，現在已經跌回到二次大戰前的水準，不到8成。川普的反全球化國族主義，於焉誕生。
中美貿易戰就是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競選總統的主要訴求。川普既然當選總統，中美貿易戰就不可能不發生。
二、美國需要一個敵人
當然，貿易戰的發生，經濟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輿論上，美國需要一個敵人，上述《中美貿易戰》書中引述了美國戰略學家戴維·羅特科普夫的話：“美國一直在不屈不撓地尋找敵人。我所說的‘尋找’不是指找到和擊敗他們。我的意思是，美國似乎從內心深處需要敵人……政客們喜歡敵人，因為敲打敵人有助於煽起公眾的情緒，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上轉移開；國防工業喜歡敵人，因為這能幫助他們賺錢；學者們喜歡敵人，因為敵人讓他們的出版物暢銷。” 現在美國就把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敵人，學者、參議員、眾議員、總統都在講，講到後來可能造成很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大陸的確是他們的敵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臨城下。
中國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但從其平均每人所得，以及主要產品的科技含量來看，雖然進步快速，目前爲止仍然屬於開發中國家。世界上絕大多數製造業產品的關鍵尖端技術和設備，都掌握在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手中。但對於“中國恐懼”的散布者而言，他們沒有看到這裡。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動盪中持續快速成長，中國成爲世界工廠，國民所得和各項生産日益接近或超越美國，而且積極改善軍事能力，在亞洲乃至世界成爲美國秩序的潛在或實際競爭者。
有些學者文字上強調希望美中不要發生戰爭，但是他們很多人其實是在鼓吹恐懼、鼓吹戰爭。例如寫《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的艾利森教授，在該書的第十章，講述未來美國可以有的戰略選擇時，艾氏提出四個可能性：第一是“調適”，意思是藉由調整與強大對手的關係來適應新的權力平衡，第二個選項是“破壞”，第三個戰略選項是談判出一種長期和平，第四個選項是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在“破壞”這個選項裡面，最可以動用的武器就是台灣，他在書上這樣寫：
“作為分裂中國和打擊北京政權士氣的策略的一部分，何不……支持西藏和台灣的獨立，中國毫無疑問會對這些舉動採取暴力的反應……美國軍隊可以暗中訓練和支持分離主義叛亂分子……通過鼓動中國内亂，讓北京……無瑕他顧，美國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推遲中國對美國統治地位的挑戰。”
三、中美應在有益民生的科技發明和治理制度方面進行良性競爭
既有的資訊顯示，中國大陸在和川普政府的接觸中，曾不止一次表達，中國無意與美國競爭世界領袖的地位，但這顯然未能阻止川普一次又一次地提高關稅、升高貿易戰。到了現在，中國大陸似乎已經決定，如果美國衹是要求改善貿易的不平衡，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那談判的大門永遠敞開；但如果美國是要藉由貿易戰改變中國制定工業化議程的自主性，打破中國以國有事業為根基的經濟體制，那衹能奉陪到底。
貿易戰已經造成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走緩，也為美國進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加溫，如果川普基於面臨連任選舉的壓力，而在未來和中國達成以調整經濟利益爲主的協議，應當不讓人意外。四位美國NBER的學者最近發表一篇名為“回到保護主義”的論文（No. 25638），計算了去（2018）年美國對各國實施貿易戰以及遭到報復後，對於美國各州各郡貿易財部門實質薪資的效果，發現在2016年對川普支持率愈高的郡，受到的負面效果愈大。所以，貿易戰已經在經濟上侵蝕了川普的政治基礎。
但是，如果在政治氛圍的變化下，川普認定反中國和愛國主義的訴求可以為他的連任帶來更多的選票，那他也可能堅持到底，而導致遲遲無法達成協議。畢竟，那些支持川普的州，也是盛行“愛國主義”的州。為了愛國而餓肚子，美國做過，其他訴諸國族主義的國家也都做過。
無論貿易協議是否達成，中美之間的對抗在短期内不會終止。中國大陸採用不同於西方的國家體制，但是持續成長與壯大的事實如果持續，對於美國而言，仍將是巨大的威脅。對中國進口品的關稅持續調漲，可能造成部分跨國企業在中國投資、用於生産出口品的生産線，轉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基於成本和周遭供應鏈完整性的考量，他們很難遷移到美國，絕大多數會遷移到亞洲其他國家或墨西哥，對於中土地帶的家庭並無實益，不能解決根源問題。
就中長期而言，要結束兩國爭鬥，必須讓中美的對峙從零和變成多贏賽局。有幾個可能的方向。一是大家寧可看到兩國儘速簽署貿易協議，結束雙輸的關稅對壘，而將競爭領域移轉到科技和發明的民生運用。在中美競爭的過程中，全世界的生産安排可能因此而產生巨大變化。美國會試圖恢復製造業的供應鏈，而中國會加速填補它的科技空缺，如果這不會升高到軍事衝突，對於兩國而言都不是壞事。對於所有其他國家，在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如果能找到自己可以發揮力量的位置，未始不代表轉機的來臨。
在此同時，如果美國能夠採取積極政策，大力改善中土地帶的公共建設，推動新的產業發展機會，協助中產階級家庭獲得重生，那整個美國反中和反外的情緒，就有可能獲得紓解。
在中國大陸方面，內部也有很多問題和矛盾亟待解決。中國大陸如果想要在未來真正成為崛起的偉大國家，光能提供品質優良、價格便宜的產品和服務還不夠，還需要擁有讓他國人民景仰的制度。中國大陸可以追求建立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模式的體制，但不論這個體制如何命名，它都需要具有兩個特色：一是讓經濟發展的果實由大多數人民共享，而沒有被壟斷。二是做決策的人選以及做決策過程的正當性，應當立基於公共政策受眾的正面評價；這些評價可以經由有效管道，投射到或被納入決策機制。
在這方面，韓國文在寅總統的例子值得學習。文總統在當選之後，對於新古里兩座興建中的核能發電機組，用審議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的方法決定去留，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肯定。五年多前，筆者在本刊曾發表“香港政治可否採用慎思民主”，鼓吹類似的機制，但可惜香港政府沒有做，沒有系統性地探求民意。看到最近香港的動亂和悲劇，不勝噓唏。
中國大陸如果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發明上和治理制度上，與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相互競爭，將是最好的良性競爭，是中美兩國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福氣。
四、中美應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在中國大陸和美國，以上所說的各項正面發展都沒有發生，貿易戰轉變為雙雄爭霸的加劇，最後陷入古希臘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當時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毀滅性衝突---伯羅奔尼撒戰爭，無疑地將是人類的浩劫。即使衹是區域的代理人戰爭，不論發生在朝鮮半島、台灣海峽還是中國南海，都會對東亞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因此在該書的最後，作者呼籲和平使者能夠出現，讓中美兩國的對峙和緩，從零和變爲雙贏，乃至多贏。
《中美貿易戰》即將有韓文版問世。筆者特別為韓文版寫了一個序，在此引用該序言的最後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這個世界很大，足以讓中美兩國，還有其他所有國家，共存共榮。”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0月號，總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