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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發展已舉世矚目，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其新一輪“再出發”更令國人期許。 |
中評社北京8月27日電／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城市建設成就世界矚目。僅以城市數量為例，1949年末，全國城市共有132個。2018年末，城市數量達到672個。
新京報發表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李曉帆文章表示，中國城市的發展速度更是創造了多個世界奇跡。而這其中，首先湧入人們腦海的，恐怕就是最近剛被中央賦予新的歷史使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深圳。8月26日，這座特區城市，也將迎來它的第39個生日。
一座城市如何演變和運轉，無不蘊含和傳達著這座城市的共性和個性信息。產業支撐城市殷實而強盛，城市反饋產業文明而潤澤，兩者相得益彰。城市化與工業化，在近代文明社會本是兩條相交相繞的演進路線，其邏輯結果則是產城融合。
以深圳為例，它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僅僅走過近40年的歷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與產業迭代演進，實現有機融合的路線圖。
起點並非“小漁村”
文章稱，1980年深圳建立特區前，是寶安縣政府所在地。因此說“邊陲農業縣”，而不是常說的“小漁村”，也許更符合實際。
當年深圳建市、成立特區前，只有落後的農漁業和少量農副產品加工、農機修理之類的工業基礎，且低於廣東和內地平均水平，與毗鄰的香港更不能同日而語，以致成為原住民非法“逃港”、貨品走私、“過境耕作”的重地。而其發展反差之大，也與長期地處邊防，限制大規模建設有關，後來反而成為最早與港資合辦“出口工業區”的初衷之一。
深圳的“產業情懷”
文章介紹，當年的深圳工業，開始主要以外向型、工貿結合起家，“三來一補”和後來“一般加工貿易”一時成為主流。它們作為深圳初、中期階段的工業，在產品創匯與積累，以及技術與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的王石、任正非等企業家，都是先借助貿易，再工貿結合，最後走上實業之路的。
從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深圳製造”大體都以引進、模仿為主。此階段後期，深圳從上到下做大產業項目和自主創新的意識開始增強。
深圳歷史上曾有“造車夢”之說：那年，深圳曾小試牛刀，所謂全塑殼體的“中華第一車”方案剛剛淡出視野，就開始與其他城市競爭，想讓國家計劃中最後一條轎車生產線落地深圳，但自己內部爭議尚未結束，名額和機會已花落他家。
而若干年後，比亞迪、五洲龍等新能源整車製造企業在深圳崛起，航盛等一批汽車電子等汽車配套產業迅速發展，可以說“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多少圓了往日舊夢。
還有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出自產業升級的良好願望，動員部分“三來一補”企業搬離，而新產業卻未能及時接替入駐。幸而此舉被及時扭轉，出現廠房空置、產業“中空”的後果並不嚴重，及至後幾年“騰籠換鳥”，才算躬逢其時。
正是這樣那樣的“學費”，使深圳產業選擇變得自覺，規劃的收放開始理性。例如，近十年來，深圳從環境保護和合理布局考慮，兩度“放棄”東部大鵬灣煉油廠和“精細化工產業園”規劃，直至變更為“生物科技穀”為止。
又如，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電子通信設備產業、以騰訊為代表的新一代互聯網產業以及大疆等為代表的其他先進製造業，大抵都以“後發制人”之勢，形成國際產業制高點。
這些先進企業發展，首先取決於市場競爭需求和企業的創新衝動，也與深圳理性的政策選擇不無關係。至於2000年左右，將傳統“荔枝節”改造為聞名遐邇的“高交會”，率先在歐美發達國家設立“招商聯絡處”等舉措，也無不源於深圳從上到下那股濃烈的產業創新情懷。
可以說，深圳經過近40年的積累和升華，形成了一個比較有活力、有彈性、可迭代的產業生態體系，而其靈魂、核心在於創新驅動。這個體系相對“輕靈”，而減輕了產業調整和轉型的成本，同時又為新經濟、新業態騰挪出發軔和壯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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