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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 |
中評社北京8月26日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對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本文將從人類文明轉型規律的角度，重點分析怎樣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稀缺性要素演變：人類文明轉型的一般規律
經濟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東京文章稱，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也有學者說在農耕文明之前還有一個“原始文明階段”，不過此點有爭議，且與本文關係不大，這裡先存而不論。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文明為什麼會轉型，或者說推動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對以上問題，西方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時有一個研究視角可供借鑒。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哪個階級擁有最稀缺資源，這個階級就會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社會性質也由此決定。奴隸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勞動力，擁有奴隸的奴隸主階級就成了奴隸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來隨著人口增長，勞動力不再稀缺而土地變得稀缺，地主階級便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階級；再後來發現了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變得稀缺，於是資本家階級又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階級。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社會轉型只是一個視角，事實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的角度解釋社會轉型會更科學。不過即便如此，我認為用“要素稀缺性”解釋文明轉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會產生農耕文明，就是因為糧食供給短缺。當年馬爾薩斯主張控制人口，理由是糧食增長比人口增長慢。由於糧食供給短缺，封建社會的文化風俗以及各類祭祀活動皆與糧食生產相關，這樣就產生了農耕文明。
現在回頭看，馬爾薩斯只說對了一半。封建社會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確實比糧食增長快；但到了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工具改進與耕作技術進步，溫飽基本解決，人們需求層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這樣便催生了工業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龍、滌綸；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頭、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電梯、鋼筋混凝土建築和摩天大樓；行的方面有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
工業社會的到來，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物質供應，但同時也損害了生態環境。相對物質供應來說，好的環境反而變得稀缺了。今天人們更需要潔淨的空氣、健康的食品與優美的環境，於是工業文明又開始向生態文明轉型。事實的確如此。幾十年前，人們還把“煙囪林立”作為文明的標誌。然而今非昔比，國內媒體時有報道，有地方招商由於項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說明生態環境已成為稀缺品。
是的，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中後期，損害環境的代價已越來越高。不是說企業的污染程度比過去更嚴重，而是從機會成本角度看，由於人們需求發生了變化：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良好的生態環境已變得日益重要。正是基於此，所以中央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並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社會成本內化：控制污染的兩種方案
文章分析，應該怎樣推動工業文明轉型？為此必須先弄清楚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何會損害生態環境？二是用什麼辦法控制企業損害生態環境？為便於分析，下面用企業碳排放的例子來討論。
眾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環境事關公共利益，企業為何不主動限排呢？對此經濟學的解釋是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企業只支付原材料、工資、管理費等內部生產成本，而將碳排放損害環境所發生的成本(治理環境的費用與居民受到的損害)轉嫁給了社會(政府或居民)承擔。正因如此，企業對碳排放漠不關心甚至肆無忌憚。
據此分析，減少碳排放的關鍵是要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問題是怎樣將社會成本予以內化呢？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兩種方案：上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徵稅補償的辦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業徵稅，然後再補償給受損居民。可是經濟學家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認為政府徵稅雖能將社會成本內化，但並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優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來分攤社會成本。在科斯看來，碳排放權的分配其實就是社會成本的分攤，或者說是界定產權。若將碳排放權(產權)界定給企業，則企業無需承擔社會成本；若將碳排放權界定給居民，企業就得承擔全部社會成本。至於碳排放權在企業與居民間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謂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談判溝通、組織協調等制度成本。在工業化初期，環境污染並不嚴重，公眾環保意識也不強，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一般不會有人反對，交易成本會相對低；但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公眾環保意識不斷增強，若仍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則反對者增多，交易成本會升高。由此看，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權分配給企業的比例應逐步降低，分配給居民的比例應逐步提高。
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權只是內化社會成本的第一步，同時還得開放碳排放權市場，讓碳排放權可以進行交易。可是現在有不少人擔心，開放碳排放權交易後，有的企業買不起排放指標怎麼辦？我的答案很簡單，買不起排放指標的企業當然只能限排，因為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本來就是為了淘汰落後產能。
是的，保護環境必須限制碳排放。由於以前未開放碳排放權市場，企業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業排放；而現在開放了碳排放權市場，便可通過市場機制限排。實踐證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現今經濟學家大多贊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歸根到底，因為庇古方案是一種政府限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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