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於網絡戰的性質，以及包括《武裝衝突法》在內的國際法是否適用於網絡戰，國際社會並沒有達成共識，甚至存在較大分歧。因此，對於網絡戰、社交媒體戰究竟能否歸於武裝衝突，以及何種條件下能歸於常規武裝衝突，各國都處理得較為模糊。“隨著網絡戰、輿論戰、金融戰等各種新興衝突手段的崛起，越來越多的衝突案例表現出低烈度、弱組織化、隱蔽性、非暴力等特征，難以用傳統武裝衝突加以界定。”劉楊鉞表示。
那麼，未來我們將如何防範社交媒體戰呢？
劉楊鉞認為：“首先要高度重視未來社交媒體戰在國家間戰略互動中的重要地位，加強頂層設計，深入研究包括社交媒體戰在內的新型衝突的特點規律，盡早做好防範應對社交媒體戰的戰略戰術預案。必須指出，社交媒體戰既需要培育發展專業力量，也需要動員組織廣泛的社會參與，應積極整合不同媒體平台資源，為社交媒體戰構建全媒體全方位合力。同時，還要積極探索和掌握打好社交媒體戰的技術手段，確保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加強數據信息流動規制，完善社交媒體安全態勢感知和預警體系。”
來源：科技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