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1日電／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必須回答的五個問題：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麼？
第二，中國是要建設一個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還是要建設一個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的市場經濟？
第三，在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面對諸多焦點和難點問題，是別人要我們改，還是我們自己主動要改？
第四，是通過把中國特色和市場經濟相互融合，增強中國的競爭優勢，還是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應被改掉的那些東西當成體制優勢？
第五，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競爭中，中國只是當一個後來者，還是要走到前邊當引領者？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文章表示，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開始觸底，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台。進入中速平台後，中國經濟增長不僅難度加大，而且市場經濟建設的標準也要大大提高。
高質量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增長來源。
高質量發展的五大增長來源
文章分析，第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邁克爾·波特在分析日本競爭力時提出，日本存在一個面向全球市場競爭、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門，還有一個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缺少競爭因而低效率的基礎部門，這種效率差異很大的二元結構，成為制約日本發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國而言，這種情況不僅存在，而且更為突出。中國基礎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經營，長期存在行政性壟斷，市場准入和競爭嚴重不足，效率低下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近些年來，這些領域也推動改革，時有反覆，大的格局並未改變。部分企業的切身體驗和實證研究都表明，中國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資等基礎性成本，要高於美國一倍以上。
第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經濟增長的含義是，相對於分配差距適度，那些收入過低人群本來可有的需求空間得不到利用，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速。反過來說，如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能夠提高，接近或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將會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長空間，直接提供增長動能。相關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減小，但仍處在較高水平。正在進行的脫貧攻堅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在於直接提高了消費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貧困人口能夠穩定脫貧，如果農村人口能夠順利轉入城市，如果城鄉低收入階層能夠逐步進入中等收入階層，將會釋放出多大的需求潛能。
第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消費結構升級是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商品消費增長趨於平緩，但也不乏體現消費品質提高的亮點。與此同時，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養老、旅遊等在內的服務性消費進入快速成長期。在一線城市，服務性消費比重已經達到50%左右。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產業內分化加劇，市場份額和利潤向頭部企業集中，即使在一些發展不錯的行業，多數企業日子並不好過，這也是一個時期以來中小企業困難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四，前沿性創新。以往長時間內，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外來技術本地化的適應性創新。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在全球創新前沿“無人區”的創新增加，由過去的主要“跟跑”，轉為部分“並跑”，再到少數領域“領跑”。前沿性創新較多集中於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領域。在這一領域，與過去歷次技術革命不同，中國總體上與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領域還處在領先位置。中國的優勢還體現在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等，易於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由商業模式創新拉動技術創新。前沿性創新能夠拓展潛在增長率邊界，並對已有生產能力進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聯網與各類實體經濟的結合。中國在前沿性創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礎研究滯後。
第五，綠色發展。在傳統認識中，通常把綠色發展等同於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理解為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缺陷的修補或糾偏。這樣看來，綠色發展確實沒有多少增長動力，甚至被看成經濟增長的代價。如果從傳統認識中跳出來，換一個角度，把綠色發展看成與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並更具優越性的一種新發展模式，綠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就大不相同。綠色發展將重新定義產出與投入、收益與成本，力圖將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之間相互衝突的關係，轉化為相互融合和促進的關係，以更低的成本、更優的資源配置，提供更有利於人類全面發展的產品和服務。
“高難度增長”時代來臨
文章指出，細致分析一下，五大增長來源依托的要素和體制條件各有不同，但“門檻”和高度都顯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潛在增長率充分釋放出來並不容易。
前兩個增長來源本應屬於高速增長期，之所以拖下來，是因為其中的體制政策難題未能得到解決。就低效率部門的改進而言，涉及國資國企改革、民營經濟發展、產權保護、市場公平准入和競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壟斷、維護公平競爭等已經講了很多年，但難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則涉及農民工進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等問題。看到這個問題清單，就不難理解將其中增長潛能釋放出來的難度所在。
後三個增長來源大多屬於新潛能、新體制，但也受到舊體制的羈絆。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涉及產業分化重組中市場出清、低效資源退出和社會保障體系托底等，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則需要更加大膽地對外和對內開放。前沿性創新和綠色發展，無論是社會認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質，還是體制機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顯超過以往。
概括地說，這些新增長來源有一些與過去很不相同的特點。第一，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半拉子”市場經濟是無法適應的，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才能過好這一關。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現。第三，增長大多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對耐性、韌勁、戰略定力的要求明顯提高。
如果說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台後的高質量發展則是“啃硬骨頭”，增長的難度非同以往。這意味著，高質量發展也是高難度增長。當然，釋放五種增長來源潛能的難度各異，前兩個來源難度更大，更為緊迫；後三個來源則要求更高，帶來的壓力更大。這種差異將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長出現不同的組合。
一種可能性很大的組合，是把前兩個增長來源放下，重點集中到後三個增長來源上。這種避難就易的戰略，好處是可以利用後三種增長來源大多是新體制、新機制，參與者大多是新主體的優勢，類似於改革初中期的雙軌並行戰略，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如果不解決前兩個增長來源的問題，高成本、市場容量不足、對大量社會資源的低效占用等，將會使後三個增長來源的釋放空間大打折扣並陷入困境。
另一種可能性是在既有體制架構內擴展五種增長來源的可利用空間。這是另一種避難就易的戰略。在這種戰略下，前兩種增長來源的利用空間將非常有限，還存在在現有水平上後退的風險。後三種增長來源空間看起來大一些，但脆弱性、不確定性也相當大。總體上看，很難為未來中速平台上即使5%左右的增速提供支撐。
還有一種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過前沿性創新，特別是覆蓋面很大的顛覆性創新，把前兩個增長來源的潛能釋放出來，類似於“打敗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比如，通過全新技術改變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礎部門的供給方式等。
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
文章稱，面對這些挑戰，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即對市場經濟的態度。中國在市場經濟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四十年，是停滯徘徊，還是繼續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進則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個新的目標，就是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為此要說清楚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麼？對此，國內外有不同看法和說法。近期中美貿易摩擦中，也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給中國潑臟水。那麼，靠的是搞國家資本主義、國企行業壟斷、計劃經濟色彩較重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政府補貼、不尊重知識產權甚至偷盜技術，還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在合法引進技術的同時加快推動創新？應該說，答案是很清楚的。
第二，中國是要建設一個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還是要建設一個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場大部分實現了市場化定價，可以說是“大半個市場”，要素市場化尚在途中，是“半個市場”。總體來說，我們目前仍然是一個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當前，我們對內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對外則要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顯然無法適應。國際經貿談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之處做文章，有些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這種態勢下，中國當然不能戴上這頂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帽子”。
第三，在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面對諸多焦點和難點問題，是別人要我們改，還是我們自己主動要改？轉向高標準市場經濟，就是要以產權保護和要素市場化為核心，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其中涉及一些焦點難點問題，包括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對這些問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點和方法，並不是別人逼著我們要改，而是我們從長計議、戰略謀劃，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出的主動選擇。
第四，是通過把中國特色和市場經濟相互融合，增強中國的競爭優勢，還是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應被改掉的那些東西當成體制優勢？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由此形成的市場經濟必定各有特色，美國、日本、歐洲的市場經濟形態就各不相同。中國有較強的政府能力、較大規模的國有資本、較高的社會共識、超大型經濟體的市場規模等，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要素和市場經濟的規則有機融合，就會轉化為重要的競爭優勢。我們必須把自己真正的特色優勢與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要改的東西區分開來，不能把後者當成體制優勢加以固守。
第五，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競爭中，中國只是當一個後來者，還是要走到前邊當引領者？近現代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發展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加入者有先有後。歷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人類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共同選擇，也是我們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基礎，並非西方國家的專利。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一些年來全球化進程推進較快，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也在相應發展、調整和變革。近期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美國的諸多做法實際上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下一步，中國應該也完全可以對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完全有理由把發展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旗幟舉得比西方國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和發展的前列。
把這幾個問題說清楚了，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中國應該確立“雙高”目標，即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確立這樣的“雙高”目標，無論是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和下一步國際經貿規則變局，還是在國內穩預期、提信心，都可以使局面豁然開朗，贏得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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