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要特別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項研究。他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不僅來自收入，同時也來自比較的參照。上世紀70年代，美國居民收入和二戰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據他的調查結果顯示，由於戰後人們收入差距擴大，美國普通民眾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戰前。此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雖然我們要調節收入差距，但也不能過度誇大收入差距，否則就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後果。
調節當前收入差距：應從兼顧公平效率角度施策
我們不能誇大收入差距，當然也不能否認當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政府必須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何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體會，就是能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收入調節機制。
毋庸諱言，追求公平是人類的天性，與生俱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討論：把一群人送到一個孤島，讓他們一切從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誰也不知道未來，然後讓他們自己選擇分配制度，他們會選擇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羅爾斯推測，多數人會選擇均等分配。羅爾斯作此推測顯然不是主觀臆斷。有事實為證，原始社會的分配其實就是均等分配。
對人類為何傾向於均等分配，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做過分析。他說：即便社會財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進社會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窮人手裡一元錢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裡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減少一元錢也無傷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增加一塊錢是雪中送炭,減少一塊錢則可能影響生存。於是他得出結論：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必能增加社會福利。
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觀點廣受好評，並一度影響過西方國家的分配政策。可後來由於英國等歐洲國家先後患上了“福利國家病”，庇古便遭到了眾多的質疑和反對。有學者批評說，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絕不能顧此失彼，若只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經濟發展就會停滯，最後富人都會變成窮人。
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提出過“帕累托最優狀態”。其含義是，在既定分配狀態下，若不減少一個人的福利便無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最優狀態。反之，若不減少任何人的福利卻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則屬“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指出，只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才能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
然而困難在於，現實中收入調整不能僅局限於“帕累托改進”，為了照顧公平，政府有時不得不抽肥補瘦。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才可抽肥補瘦呢？為此美國學者卡爾多提出了“假想補償原則”：即補貼窮人要以窮人收入增加能彌補富人收入減少為前提。比如，讓富人拿100元補貼給窮人，若窮人能夠增加100元，這樣的調整可取；若窮人只增加了90元，對社會則是得不償失。
問題是怎樣讓補貼有效率？弗裡德曼主張採用負所得稅方案，即：負所得稅(補貼)=社會貧困保障線-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舉例解釋：假定貧困保障線為1000元，負所得稅率為50%，若某人實際收入為1000元，按上面公式計算可得補貼50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補貼)為1500元；若實際收入為500元，可得補貼75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為1250元。可見，用這種辦法補貼窮人可鼓勵人們勤奮勞動創造收入。
以上是理論分析，轉向政策操作層面，我認為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應把握三個重點：第一，公平事關人心向背，為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政府要密切關注收入分配狀況並適時予以調節；第二，對“帕累托改進狀態”的收入分配改革，應盡可能加快推進；第三，調節收入差距應兼顧公平與效率，要立足供給側“造血”，從消費性扶貧轉向生產性扶貧。
簡短的結論
綜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是市場經濟的分配與交換是同一過程，按要素分配就是給不同的生產要素定價。按照供求決定價格原理，只要生產要素稀缺度存在差異，收入分配就會出現差距，當前我國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即在於此。
二是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而且企業利潤並不是企業家的個人收入，因此我們不能用利潤與工資之比反映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由此說，中國基尼系數的測算應以消費支出為基礎，否則會誇大收入差距，誤導人們的視聽。
三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既要注重公平，也要兼顧效率。當前要以精准脫貧為重點，加快推進“帕累托改進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技術含量；利用扶貧資金，從供給側扶持農民發展生產；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王東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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