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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現象”、“雙非勢力”的發展，是台灣政局變化中重要的新因素。 |
中評社╱題：台灣“雙非勢力”及“柯文哲現象”的發展前景與影響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經歷2014年、2018年兩場“九合一”選舉後，台灣的“雙非勢力”（即非國民黨、非民進黨人士總和）得到明顯發展。而 “柯文哲現象”、“雙非勢力”的發展，是台灣政局變化中重要的新因素，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大陸應在清醒、深刻認識“雙非勢力”與“柯文哲現象”出現和發展前景及其影響的基礎上，制定並實施切實可行的有效對策，以對之實現趨利避害，爭取所用。
一、台灣出現“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但並沒有出現“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2014年和2018年兩次台灣“九合一”選舉，雖然是地方性選舉，但都對台灣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除了分別導致國、民兩黨較量態勢重大改變，並進一步導致或可能導致台灣政權更迭外，還促成了台灣政局中一個重要新因素的出現和發展——“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並且對台灣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柯文哲現象”影響更為重要。由此，引發人們的關注，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政局出現重大轉折，出現所謂“三足鼎立”格局。但這不符合台灣政局的實際情況，迄今台灣政局仍然是國、民兩黨對峙的兩黨格局。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將繼續保持這一格局，出現“三足鼎立”格局是小概率事件。
“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不是偶然的、突發的，而是台灣政治、社會一系列矛盾變化、纍積的結果。在這些矛盾中，台灣的政治、社會轉型長期陷於困境，是背景性、基礎性的矛盾。從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開始，台灣進入政治社會轉型期，迄今已三十多年。儘管一些人聲稱“台灣是轉型成功的典範”，但事實上台灣的政治、社會轉型已陷於困境。三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動盪、民眾思想混亂、發展停滯，無不顯示了這一困境。由此，還進一步派生出新的矛盾，主要有國、民兩黨為爭奪政權長期惡鬥，罔顧治理、發展、民生，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日益停滯、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明顯，更加激發民眾不滿。這些矛盾的發生，特別是長期積纍，為“雙非勢力”、“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基礎、空間和動力。
但是，上述台灣政治、社會重要矛盾的積纍，還沒有達到引發社會劇烈衝突、民眾情緒完全失控的臨界點；台灣的經濟、民生還可按照慣性發展，沒有完全脫序。這是台灣政局在不斷動盪中，保持大體穩定；民眾的不滿在持續強化中，但還不會全面爆發的基本原因。所以，“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不具備持續大發展的基礎，難以對台灣兩黨對峙的政治格局形成轉折性改變而形成“三足鼎立”政治格局。由此可以預料，台灣政局的“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在可預見時期內，將衹能是很小概率事件。
此外，“雙非勢力”迄今處於“三無狀態”（即無統一組織、無共同綱領、無領袖人物），衹是一群“烏合之眾”，完全不是有影響、有實力的政治勢力;“柯文哲現象”則衹是柯孤家寡人的表演，完全沒有成為有影響、有實力的政治勢力。而且，“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的這種狀況，在可預見時期內都不會有明顯改變。這直接決定了，台灣“三足鼎立”的新政治格局並沒有形成，在可預見時期內也不會形成。這實際表明“雙非勢力”和“柯文哲現象”對台灣政治格局的影響有限，並沒有人們想像、宣揚的那麼強大。
二、“雙非勢力”處於“三無狀態”，沒有真正形成對台灣政局有影響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對政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有限
所謂“雙非勢力”，特指台灣“非國民黨、非民進黨”政治人士的總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歷次地方性選舉有越來越多的“雙非”人士參選並當選。2014年、2018年的兩次地方性選舉，“雙非”人士的參選和當選都有較明顯增加，從而受到關注。為此，出現一些相關的表述、稱謂。其中使用較多的有，“第三勢力”、“無黨籍勢力”和“白色力量”等。但這些稱謂從內涵到表述形式，都很不準確。實際上，這一人群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人士，而且都對國、民兩黨不滿，稱之為“雙非勢力”，相對準確。
多年來的事實顯示，台灣的“雙非勢力”實際上一直處於“三無狀態”，在這個意義上，“雙非勢力”其實不構成真正的政治勢力。2014年、2018年台灣的兩次“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果顯示，“雙非勢力”人士的參選人數和當選人數都達到了新高。這受到人們的關注，成為“雙非勢力”明顯發展的重要根據。但因此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雙非勢力”發展遇到的“天花板”。首先，“雙非勢力”人士的當選，主要集中於鄉、鎮、里等台灣社會基層層次，而在直轄市和縣市層次則大幅減少；其次，“雙非勢力”人士的當選，主要是各層次的“民意代表”和鄉、鎮、里長，但直轄市和縣市首長中僅有柯文哲一人當選（見表1）。這種狀況決定了，“雙非勢力”人士參選和當選對於台灣政局、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都十分有限。所以，台灣的“雙非勢力”並沒有成為真正有實力、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勢力。
台灣“雙非勢力”的“三無狀態”，是一些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是：首先，長期、複雜的政治社會轉型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派系眾多、山頭林立，從而導致利益關係錯綜複雜、難以協調，這是形成“三無狀態”的基礎；其次，台灣現行政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有利於“雙非勢力”人士參選、當選“民意代表”，但不利於參選、當選直轄市和縣市首長，是形成“三無狀態”的外部環境；第三，“三無狀態”有明顯的自身強化效應，無論無統一組織、無共同綱領、無領袖人物，它們的長期存在都將導致“三無”的更加強化，更加長久保持。由於這三個因素和其它相關因素，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都不會有重大改變，所以，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台灣的“雙非勢力”將繼續處於“三無狀態”。這決定了，他們對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將繼續十分有限。
三、“柯文哲現象”的背景與基礎及其未來的不確定性
2014年11月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柯以“政治素人”面目，得到民進黨“禮讓”，用完全非傳統的競選方式，當選為台北市市長，形成了“柯文哲現象”。2018年11月的“九合一”選舉中，柯又以0.23%的得票優勢實現連任，“柯文哲現象”受到人們更大關注。
“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與“雙非勢力”的出現和發展關係密切。實際上，“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就是“雙非勢力”出現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對台灣政局形成的強大衝擊，已經導致人們把它視為必須與後者並列，而且具有大為超過後者重要性的台灣政局新因素。但事實表明，柯的自身特質是“柯文哲現象”出現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柯文哲現象”對台灣政局的衝擊式重大影響，主要就是柯的自身特質決定的。事實顯示，柯的自身特質十分複雜。主要有：固有的“台獨”理念、立場；強烈的政治野心；敢於、善於進行政治投機；政治嗅覺靈敏、擅長玩弄民粹手段、迎合“民意”，等等。總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既狂妄、又精於算計。柯的這些自身特質，在其2014年決定以“政治素人”身份參選台北市市長，並以完全非傳統的競選方式勝選；執政四年沒有突出政績，又失去民進黨“禮讓”，但卻實現台北市市長連任；在沒有明確表示接受“九二共識”的同時，以“兩岸一家親”化解統“獨”對抗，實現續辦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等等，都充分顯示了柯自身特質及其對台灣政局的衝擊式影響。現在，“柯文哲現象”及其影響，已是台灣政局無法迴避的重要因素。不僅已經對2014年、2018年兩次“九合一”選舉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可能對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產生更大衝擊式影響。現在僅僅衹是猜測柯是否參選，就已對台灣政局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一旦柯參選，形成的衝擊可想而知。如果柯竟能勝選，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那這肯定是台灣政局的重大轉折性變化，而且很可能也將帶來兩岸關係的重大轉折。
但是，事實同樣還顯示，“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還具有十分突出的不確定性。在柯兩次參選台北市市長的決策中，特別在台北市四年執政中，其政見、策略，以及人事安排等，都表現出諸多不確定。這正是柯善變、多變自身特質的表現，可以說是必然出現的。但在深層次上，柯本人和“柯文哲現象”，卻面臨難以化解的嚴重矛盾，即“柯文哲現象”聲勢浩大與柯政治實力十分虛弱的矛盾，柯衹能以多變、善變來應對這一矛盾。這成為柯政策、策略重大不確定性的重要動因。所以，“柯文哲現象”的發展前景及其影響，始終存在不可低估的不確定性。不僅柯具體的政見、政策和策略都很不確定，而且包括2020年是否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特別是能否勝選都很不確定，即柯的政治生涯、“柯文哲現象”的前景都很不確定。長此以往，隨時間推移，這些不確定性不斷表現、積纍，必將導致“柯文哲現象”和柯本人身上曾經的光環不斷消退，乃至消失。
四、“柯文哲現象”與“台獨”及外部勢力的淵源
長期以來，柯一直與“台獨”頭面人物陳水扁、蔡英文，特別是李登輝關係密切，得到他們的支持、資助。資料顯示，1994年柯就積極參與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的後援會活動；2000年柯更是擔任陳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台大醫院後援會召集人。以後，柯曾進入民進黨的凱達格蘭學校聽陳授課；2012年6月——2017年9月任陳的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期間經常去台中監獄和高雄陳家中“探視”，多次為陳爭取“特赦”發聲。柯於2011年參與蔡英文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援會，其後並出任“小英之友會”常務理事。柯與李登輝的交往，和其與陳、蔡交往的模式不同，但同樣，甚至更加密切。從2014年柯競選台北市市長開始，直到2018年競選連任，柯多次“密會”李，向李“請益”，李則欣然“面授機宜”，並對柯予以鼓勵。柯與李、陳、蔡交往密切的基礎，是他們共同的“台獨”理念。通過交往，李、陳、蔡都表示了對柯的支持，在對柯予以肯定的同時，李、陳還給予柯資金支持。蔡於2014年台北市長競選中，做出民進黨“禮讓”柯的決策，促成柯的勝選，是“柯文哲現象”出現和發展以及柯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李則在2015年1月即公開稱讚柯“有魅力”，可以做台灣地區領導人，第一個公開鼓勵柯未來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儘管後來柯與陳、與蔡都發生重大矛盾，但都由具體利益矛盾引發。雖然他們之間的關係生變，但陳、蔡在根本上對柯的支持不會改變，充分表現了他們對柯必將推進“台獨”的信任和期待。
2014年下半年，得到日本政府資助的“日台關係研究小組”，提出報告明確稱，柯比蔡更親日，應予以大力支持。此後的幾年中，日本通過多個渠道支持、資助柯，包括通過日企控制影響的台灣媒體，為柯及“柯文哲現象”大造聲勢，把柯塑造為台灣媒體的“寵兒”；通過日本的一些基金會，直接向柯提供資助等。2018年11月柯實現連任後，即接受日本“柯友會”邀請，將於2019年一季度出訪日本。柯實現連任後，特別是出現柯2020年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重大可能後，美國開始對柯予以重視，美國重要智庫已邀請柯訪美，2019年3月已成行。
上述事實顯示，柯與“台獨”勢力頭面人物，以及日、美勢力，一直關係密切，得到他們大力支持、資助，這是“柯文哲現象”出現與發展的最重要外部支撐。這表明，“柯文哲現象”的出現和發展 ，不是簡單的偶然事件，而是得到台灣島內“台獨”勢力和日、美外部干涉勢力長期支持、扶持而出現和發展的嚴重、複雜事件，與“台獨”勢力有著深層次的淵源，對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五、柯文哲的兩岸關係政策
台灣的“九合一”選舉是地方性選舉，兩岸關係問題歷來不是這一選舉的熱點問題。但2014年11月“九合一”選舉後，柯就任台北市市長後僅半年，就面臨兩岸關係問題重大挑戰，即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是否和能否續辦，實際是台北、上海兩市交流、合作，是否和能否持續保持。柯採取了模糊兩岸統“獨”問題，務實促成雙城論壇續辦，保持台北、上海兩市交流、合作的兩岸關係政策。柯堅持迴避直接對“九二共識”明確表態，而代之以強調“兩岸一家親”，以及用“世界上沒有人否定衹有一個中國”，取代是否接受一中原則及其具體內涵的表態。總之，用模棱兩可的話語，取代關於統“獨”立場的明確表態，以迴避與大陸在統“獨”問題上的直接對抗，謀求實際的利益。從2015年夏天至今，柯一直堅持這一兩岸關係政策，基本保持了台北市與上海市的交流、合作，為台北市和他本人謀求了諸多利益。可以肯定，在其第二任期中 ，柯將基本延續這一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柯剛實現連任，即在台北舉辦新一屆雙城論壇，並且在主旨演講中再次重申了“兩岸一家親”，同時還再次提出了“互相認識、互相瞭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諒解”等“五個相互”。這些清楚顯示，在其第二任期中，柯將基本延續其第一任期的兩岸關係政策。
但事實顯示，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期間，從上半年選舉醞釀階段，到2018年底選舉結束，柯實現連任的全過程中，柯的兩岸關係政策出現了一些調整的跡象。儘管兩岸關係問題不是選舉的熱點問題，但柯仍然被動或主動地涉及了這一問題，微妙地反映出其兩岸關係政策可能的變化。2018年3月，面對台北市民進黨基層對於繼續支持柯爭取連任台北市長的強烈不滿，蔡及一些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公開要求柯對所謂“台灣價值”表態。柯在台北市議會應詢時表示，“台北市是‘中華民國’的台北市”、“台灣當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5月在接受綠色媒體專訪時，柯為“兩岸一家親”的言論“表示道歉”。這些可看做是出於選舉需要，柯被迫做出的調整。但2018年12月，在台北—上海雙城論壇開幕式上，接受媒體採訪時柯提出，“‘九二共識’以及‘兩岸一家親’都被標籤化，大家可不可以想一個新名詞，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說法”。這是柯第一次主動、公開並明確表示準備改變從不提及的“九二共識”和多次重申的“兩岸一家親”。這些微妙的變化，反映了柯在深層次上的真實立場和理念，必將對其未來的兩岸關係政策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可以預料，柯如果2020年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特別是如果勝選、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其兩岸關係政策將會有重大調整。在柯固有的“台獨”理念和立場、個人特質，以及與“台獨”頭面人物、日美勢力的密切關係等的綜合影響下，其最可能的調整方向將是，以堅持迴避與大陸直接的統“獨”對抗為基本策略，爭取實現台灣長久不被大陸統一的目標。這一兩岸關係政策走向，不同於李、陳的“急獨”政策，以及蔡的“緩獨”政策。如果這一政策走向得以推進，將可能導致雖然兩岸直接的統“獨”對抗不甚明顯，但兩岸統一卻由於台灣方面百般迴避，而被無限期拖延。顯然，這是不同於“急獨”、“緩獨”的“台獨”新模式——“隱獨”模式。可以預料，“隱獨”模式如推進實施，將十分利於一切反對、阻撓中國統一的勢力，而損害中國的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此，必須現在就予以高度重視、有效反制。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5月號，總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