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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茶座現場（中評社 張爽攝） |
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記者 張爽）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王小彬日前在中國記協舉辦的新聞茶座上回顧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政策的變遷。他表示，只要達賴能夠做到“一放棄兩承認”——放棄搞西藏獨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中國對達賴喇嘛的談判大門都是敞開的。
王小彬表示，中央政府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政策歷經70年的變遷，在各個歷史時期，圍繞著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主要工作任務，制定過不同的政策。這些政策之間是有區別。
有記者提及，今年3月27日發布的《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書，與十年前發布的白皮書對比，談及十四世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互動、中央政府對於達賴喇嘛回到愛國主義道路的大門是敞開的等內容消失了。這是否意味著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集團的政策方針做出了調整？
王小彬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對達賴實行的主要政策是爭取合作，不使外逃。“那時候一切工作的核心就是做上層統戰工作，主要解決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的問題。所以中央上層對達賴喇嘛、班禪的重要工作就是加強團結。”王小彬說，十七條協議以及十七條協議的附件都是圍繞著這一政策展開的，這個政策也發揮了很大的效力，達賴喇嘛留在了西藏沒有出逃。
王小彬介紹，1959年，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叫做“繼續爭取，留有餘地”。當時叛亂已經發生了，毛主席有兩條指示：第一，在適當的地方加以阻截，不使外逃；第二，無論達賴去山南，還是去印度，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由他去吧。留有餘地的政策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肉體上保證達賴的安全，不讓他受傷，不能斃命；第二，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和西藏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位為他保留；第三達賴喇嘛的名稱是中央政府給的，也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他的活動權力和管理西藏的權力才增大了，中央政府有權授予他這樣一個封號，也有權把這個封號革除掉。
王小彬說，文革爆發前期，中央政府對西藏達賴喇嘛的政策是公開揭露，定性為階級鬥爭。達賴的職務也在1964年被撤掉。
王小彬表示，改革開放以後，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來去自由，既往不咎”。“在這樣一個政策下，我們和達賴喇嘛保持著接觸商談的渠道。但是1995年班禪轉世事件以後，我們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調整為旗幟鮮明、針鋒相對，同時我們在國際上開展接觸商談，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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