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審查書本上的史料”的視角。我曾做過台灣竹枝詞的研究。有台灣學者批評我的研究“缺乏文學審美”。實際上，文學研究應該有分工、應該容許各不相同的研究視角。顧頡剛說：“我以為個人有個人的道路可以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審查書本上的史料。另方面的成績我也應略略知道，以備研究時的參考”，“各人執業的不同，乃是一件大工作之下必有的分工。何嘗是相反相拒的勾當”，“我相信，在考證中國古文籍方面不知尚有多少工作可做” 。我做台灣竹枝詞研究的成績，除了《台灣竹枝詞風物記》考證台灣風土人情，還“審查書本上的史料”，發現丘逢甲的《竹枝詞百首》有八首與周莘仲《台陽竹枝詞》基本相同。誰謂我的工作包括“審查書本上的史料”無關緊要呢？台灣文學史研究也有古籍整理的工作、也有“審查書本上的史料”的學術視角。
梁啟超嘗謂：“做文學史，要對文學很有趣味、很能鑒別的人方可以做”，他說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學院（所）出身的學者如我，由於未受過史學及其他學科的訓練，做文學史研究可能發生史學或其他學科常識方面的低級錯誤。文學院（所）出身的學者做台灣文學史研究，要多向其他學科請益，要提倡從多種學術視角來研究台灣文學的歷史和歷史上的台灣文學。感謝各位耐心聽完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作者汪毅夫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