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
文章稱，以往的宏觀調控主要依托政策層面的操作，通過各種短期的逆向操作“對衝”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如此的操作，一般無需牽動體制機制，往往在政策層面即可以完成。
但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之後，宏觀調控必須超越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於改革行動：針對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產生的原因是體制機制導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必須推動體制機制變革，通過改革來改善總供給結構，提高總供給的能力和質量。面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當然要進行政策層面的調整，以實現供求平衡。但當下我們所需重點醫治的仍是以重大結構性失衡為代表的“慢性病”。只有在啟用各種政策性操作的同時，將視野拓展至體制機制層面，加大重點領域改革力度，抓緊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持續增強改革的牽引作用，方可能將宏觀調控政策真正落實到位。
基於“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發揮掌舵領航作用”、“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全局工作強大合力”等一系列規律性認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要“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的戰略部署。這啟示我們，只有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走深走實，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才能最終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硬仗。
四、保持宏觀調控定力，主動引導市場預期
文章介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面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的新形勢，我們必須保持宏觀調控定力，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
保持宏觀調控定力，至少包括如下互為關聯的三個層面意義：一是在指導思想上，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並形成了一系列指導經濟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久久為功，不能因為外部環境的一些變化，就將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已經發生的變化拋在腦後而滑入“慣性思維”軌道。二是在總體布局上，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既不能因為外部衝擊而動搖我們關於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也不能因為外部衝擊而動搖我們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三是在操作層面上，要針對新問題、新挑戰及時調整政策，做好相機調控，做出一些預調和微調。這種調整既不會對既有的經濟政策框架和宏觀調控體系造成顛覆性影響，更不會是“大水漫灌”的翻版。
實踐中，圍繞應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中國已經有針對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積極財政政策“積極”二字已不再簡單等同於“擴張”，而是在原有“擴大內需”意義的基礎上，賦予了其“結構調整”的新內涵，從而讓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減稅降費的主要目標已不僅是“擴需求”，而是在原有“擴需求”的基礎上，添加了“降成本”，且以後者為主；減稅降費也不再以增加財政赤字、增發國債為依托，而是與節用裕民結合在一起，將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通盤考慮。擴大投資規模不再單純瞄准於“量”，而是注重拉動有效投資，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聯繫起來，與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相銜接，從而將擴大投資的對象鎖定於“加快補上經濟社會發展重要領域短板”方向，落實於“結構調整”項目。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可以看出，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總體連續和穩定的前提下相機預調和微調，我們循著自己的目標取向，跟著自己的發展節奏，著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們應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理應作出的戰略抉擇。當然，對於站立於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我們，這更是我們必須保持的戰略定力，是我們必須擁有的戰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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