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日電／近日，遼寧省藥品和醫用耗材集中採購網對外公布的一份文件顯示，因降價不到位，125個品規的國產抗癌藥在該省被暫停掛網採購資格。伴隨降藥價工作在中國不斷推進，各省份都在密集出台舉措，對高價抗癌藥“下狠手”。
東方網發表時評人堂吉偉德文章表示，集中採購藥品和醫用耗財，因為品種多數量大，十分有助於成本控制。政府利用集中採購平台，以採購方的角色介入市場，可以極大的增加自身的議價能力，在與藥品提供方的博弈過程中，占據主導性地位。鑒於醫保費用龐大的體量和強大的支付能力，集中採購的議價能力直接決定著藥品採購價格的合理性，繼而傳導到終端的藥品使用環節，成為最直接的醫療成本。
以藥養醫的體系下，藥品價格一直虛高不下，也成為加重醫療負擔最直接的原因，並由此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大量浪費。政府作為醫療費用的直接承擔者，理應將醫療費用控制在合理區間，以便於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功效。尤其在醫保基金池子越來越淺，而醫療成本又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以藥品集中採購為手段的“降價”行動則十分重要。因而，以除低成本為目標的藥品降價採購，就必須體現出強大的政策威力。
文章分析，在國外，雖然大部分國家的藥品實行了價格放開政策，但由於實行了全民醫保政策，使得作為第三方的醫保機構，在藥品價格的議價上，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國內，儘管藥品集中採購政策也實行了多年，然而由於在採購過程中“重購而輕價”的設計缺陷，採購處於事實上的形式化狀態，甚至出現了“只買貴的，不買對的”的價格反差。在此基礎上，還有在藥品集中採購過程中的“二次議價”的問題——在省級採購平台以招投標為主要形式的藥品集中採購後，醫療機構繼續與企業談判議價壓價。此程序設計變相賦予了醫療機構議價權，也為醫療採購利益尋租提供了空間。
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在有數據公布的293家生物醫藥企業中，總計實現10965億元收入，銷售費用約為1780億元，銷售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16%。94家公司的銷售費用占營收比重超30%，31家公司的銷售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超50%。由此不難看出，藥品價格虛高的主要成本在於銷售環節太多，中間費用太高所致。集中採購控價主要在於實現供銷對接，而減少中間環節所形成的“中間差”，把占比極高的銷售費用給控制下來，讓躲著賺錢的“醫藥代表”逐步失去市場。
在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試點城市中，實行了4+7帶量集中採購，意味著一家藥品企業如果不中標，將會影響公司產品在這11個城市的銷售。而如果中標就得按照降價要求而從嚴控制成本，把毛利率和中間成本控制下來。為了達到規模化採購的成本控制目的，就必須對降價不到位的藥品下狠手，通過暫停採購的方式讓其失去資格，才能倒逼其真正重視遊戲規則並“讓利於民”。
文章指出，藥品集中採購的特點在於“以量求價”，這就需要做到“全國一盤棋”，讓醫藥企業一處受限並處處受限，若還像之前一樣劃地而治，讓其享受到“東方不亮西方亮”的紅利，無以體現出政策的一致性和整體性，則政府集中採購的議價能力就會被嚴重削弱，繼而危及到集中採購的功能和成效，讓藥品虛高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這就需要利用國家試點為契機，以省級聯盟為平台“抱團砍價”，最終讓集體降價的目標得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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