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從世界力量結構看問題
今天的世界緊張局勢，如果說大國對抗情況近似冷戰的話，也不是兩大陣營或集團的對抗或對峙，可以說呈現了諸多“單練”的局面，美俄對抗、美中博弈、美朝較量、美伊鬥智等等，儘管也不乏歐盟、日本、澳大利亞等行為體的參與，讓美國多少有一個陣營或集團的樣貌和感覺，但對方基本上都是孤單的對手。這就引出了一個世界力量結構的問題：當今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強還是三足鼎立？或是中美G2共治或其他什麼？筆者認為已不是一超多強了，美國是一超，但多強之間差距拉大了，已無群雄並趨之勢，倒是中美俄三足鼎立的成分更多，而所謂中美G2共治概念本來就沒有形成，現在更不可能了。所以，世界力量結構呈現更多樣和分散面貌，不是清晰的對稱分佈結構，更多地表現為多板塊結構，不存在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為分野的兩大政治陣營或軍事集團。如果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聯盟是一個陣營的話，它也是單邊的和鬆散的陣營，沒有一個對立面即對峙的陣營。中國不當頭，俄羅斯不帶頭，兩國不結盟，所以美國及西方沒有新冷戰的對手。不過，這個力量結構足以讓中國長期有效地實施合縱連橫。
當今世界力量結構，也不以東西（社會制度）或南北（發展程度）來劃分，實際上有明顯的板塊重疊、力量交織現象。用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或霸權來觀察和分析，可能更合乎實際。美國無法把某個大國排除在國際體系外，但不許它享有高位，不讓它接近高位，也不許它與其他大國結夥。美國對中國就是這樣做的，但它現在已經沒有能力甚至資格這樣做了，因為“在不斷變化的地區和國際秩序中，中國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不管對美國領導力的衰退持何種看法，中國現在都是在投入全球管理，而非離開〔9〕”。中國的積極表現和行為模式讓美國無法像對付蘇聯那樣，發動代理人戰爭，消耗並拖垮中國。衹要中國不獨自挑頭對抗美國的“價值聯盟”，就不會打中美互為假想敵的新冷戰。
（二）世界政治機理不利於新冷戰
1.世界政經關係複雜
看力量結構和大國關係，不能忽視政治經濟關係和站位的錯位現象，行為體之間沒有單一的關係，衹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例如歐盟的分裂，其成員國的政治立場不會一直保持一致，或者政治立場一致，但經濟利益不一致，所以就不能說整體上一致。以經貿關係為例，美國的政治盟友歐盟也與中國一起向WTO起訴美國，日本也在與美國鬧矛盾，而在中東問題上，歐美立場分歧日益明顯。還有複雜的國際組織架構，如七國集團出現了在經濟上美國孤立、其他六國聯合，在政治上歐美裂隙擴大、安全上法德聯合組軍的傾向；在20國集團裡中俄印等力量和影響加強；上海合作組織成為與西方七國對應但地域和人口更勝一籌的綜合性國際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因中俄印的主導地位而與上合組織有很大重疊性，但在地域上跨度更大等等。印太聯盟確實足夠大，但沒有一個對稱的集團對立面，所以在印太地區不會爆發第二次冷戰，更可能形成印太聯盟在海上圍堵中國的局面。然而，由於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與戰略掌控能力，雙方可能展開持續不斷的冷對抗。
2.融合決定了鬥而不破
至於科技之爭、貿易摩擦，有人稱之為“科技冷戰”、“貿易冷戰”等，在冷對抗的觀察視野中是新常態。也可以說，“科技冷戰”不一定是“新冷戰的序曲”，而是衝突對抗的常態和形式之一。從思想根源看，如果說科技冷戰來自“科技民族主義〔10〕”的話，那麼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可能成為各種形式的冷對抗的思想動因。其機理在於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文化、科技融合，已到了一毀俱毀的地步，而意識形態對立的負面作用仍舊推動著對抗，單一領域的衝突與鬥而不破的對抗便成為常態。
從經濟上看，冷戰期間，軍事上蘇聯和華約不輸於美國和北約，但經濟上難以抗衡，無以為繼，被拖垮了。因為有蘇東經互會，還有中國等獨立經濟體，當時的世界經濟不是一個全球大屋頂的網絡系統，所以經濟不是主要對抗面和危機出口。今天不同了，全球化的結果是經濟體的融合和利益交錯，全球都在一個大屋頂下，經濟關係不能一打了之，搞不好會全面坍塌。美國講國際體系，俄羅斯講勢力範圍，中國講命運共同體。美國不能不顧及國際體系和自身在其中的利益。約瑟夫·奈指出：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將涉及正和博弈。美國的國家安全需要中國的合力，而不是對中國的控制。關鍵問題在於，美國是否有能力從“合作的競爭”角度思考問題〔11〕。所以，美國的各種退出與重返，都是反思甚至焦慮的體現，不是要打新冷戰的深思熟慮章法。例如美國不願接受“一帶一路”倡議，但在與之相關的亞投行問題上美國改變了主意。美國可以制裁俄羅斯，對華打貿易戰、科技戰，但一旦美股受到衝擊或國內產業受到影響，美國就會陣腳大亂。
3.地緣政治的微妙性
從地緣政治上看，當年美蘇都有重大失誤，軍事上在局部地區陷得太深，蘇聯敗在阿富汗戰爭，美國敗在越南戰爭，也受挫於朝鮮戰場。今天，要在局部地區打熱戰，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儘管朝核危機十分嚴重，朝韓、朝美首腦會談卻能變成現實，美朝半島無核化談判不能不推進。而在更大範圍，印太聯盟有取代亞太再平衡之勢，它有圍堵中國的意圖，且主要是在海上。羅伯特·卡普蘭認為，隨著中國回歸大國地位，世界必然進入更加複雜的多極化格局。美國至少必須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為中國空軍和海軍力量騰出一些空間〔12〕。美國的做法實際上也確實反映了其戰略認知的變化，即不可能通過像朝戰或越戰那樣的局部陸地代理人戰爭遏制住中國，而得退而求其次，準備在廣袤的海洋上預防中國走向世界強國地位，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公開的“海狼”戰略。
但也要看到，印度和日本都與中國有著不同於美國的關係。中日是一衣帶水的近鄰，雙邊關係長期政冷經熱，維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一直沒有大起大落，其中日本認定須臾不可失去中國市場是關鍵因素，日本很難充當一隻無所顧忌的“海狼”。對印度，美國的算盤可能打錯了，忽略了國際政治的板塊概念和東方文化的特點，實際上印度有自己的地緣環境、國家利益和外交棋盤，印俄關係的地緣內聚力是美國無法撬動的；中印之間沒有根本利害衝突，在世界政治中以合作為主，相互依存遠高於相互猜忌。中印雖有邊界糾紛，但也不是不共戴天之敵，印度不會拿比鄰關係換取美國的幫助。從戰略上看，涉及印度唯一的大問題是印度洋問題，而那裡的主要力量一是印度、二是美國，中俄都無實際存在，印度對中國的防範取決於中印戰略關係的性質。中國絕無從海上攻擊印度的必要和可能，故印度在家門口的設防對象不可能衹是中國，可能也包括美國等。美國強令禁止印度進口俄制S-400防空導彈一事就說明了這一點。經過中印領導人武漢會晤，印度已開始改變對印太戰略的態度，在香會上直接退出四方安全對話，其戰略姿態已露端倪。從整個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和印太海洋戰略架構看，印度的戰略選擇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三）中美冷對抗已不可避免
1. 什麼是冷對抗？
為瞭解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衝突對抗，有人以阿以衝突為例提出了“冷和平”一詞，表示和平狀態下存在準戰爭形態的對抗，借用冷戰的“冷”字來表示不是真正的和平〔13〕。1994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歐安會上指出，歐洲面臨著陷入“冷和平”的危險，因而引起人們關注“冷和平”之說。他當時針對的是北約東擴，俄羅斯感到不安。這詮釋了缺乏安全感的和平。不過，事情遠不止沒有安全感，局部衝突和對抗還很普遍。筆者觀察一段時間後認為，後冷戰時代的和平是有限的、支離破碎的，而對抗是普遍和持續不斷的。故筆者於2002年提出了“冷對抗”一詞，並簡單陳述了其含義：在力量對比具有非對稱性的條件下，衝突的雙方不可能走向大規模戰爭，但嚴重的矛盾又使雙方處於對立和對抗之中，雙方的關係比較緊張，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較大。“冷對抗”既有局部性，也有整體性。其整體性表現為美國與一些國際力量的對立，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任何與之有嚴重衝突的力量（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衹能選擇與之進行“冷對抗”。在以中國為包圍對象的“大弧圈”上彙集了具有“冷對抗”的這兩種特性的對立和衝突力量〔14〕。長期觀察的結果證明確實存在著“東亞地緣政治中的冷對抗〔15〕”，這是藉助地緣戰略理論建立的一種分析框架，也是對費爾德曼等人“涼戰”說的回應〔16〕。“涼戰”提出者的考慮是，儘管沒有實際戰爭，看起來“戰爭”雙方卻幾乎總在採取進攻行動，不停地尋求傷害削弱競爭對手；還有這種“戰爭”涉及最先進的技術，與冷戰時期採用的手段相比，正在更大程度上改變戰爭的模式〔17〕。沒有戰爭，卻有戰爭的雙方，這描述的是對抗而不是戰爭。在筆者看來，“涼戰”在形式上也是一種戰爭，而“冷對抗”的形式不是戰爭，而是多種形式的較量、博弈或鬥爭。
2.中美冷對抗的原因
美國學者亨廷頓用“寒冷的世界”（cold world）形容後冷戰時代的世界，特別是當下的國際秩序。從貿易戰到“科技冷戰”等冷對抗構成的局面令人不寒而慄。但美國人不會是置身於這“寒冷的世界”之外的群體，美國愈演愈烈的霸權心態、冷戰思維、文化優越感使美國外交感知度大大降低了。這都源自決策圈精英們的迷思，即對世界大勢的認知迷思。世界需要什麼？和平、發展、合作、協調、和諧。中國和平發展、中華復興都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外部架構和終極目標，中國不想稱霸世界，無須取代美國，中美不會掉進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國決策圈精英們既罔顧中國和平發展的事實，也不肯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他們說來，眼見中國發展勢頭，心裡頻頻打鼓，美國還能不能做世界之主？更有甚者，美國朝野上下普遍醞釀著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心理，以至於開始在美國本土全面預防中國：針對中國購買高科技產品、中國投資美國敏感領域、中國留學生學習高科技專業等等。這充分表明，美國正在從心理、精神和士氣上走向衰落。
3.軟圍剿與軟封鎖
中國的發展進步是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結果，中國進步的邏輯是：和平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和平的結果。美國的發展與此邏輯相反，所以美國學者傅高義很擔心中美走向軍事對抗性競爭。在新實力對比條件下，無法訴諸武力怎麼辦？失落心理與內心焦慮驅使美國決策圈精英們不擇手段，以至美國前國家情報官公開說，遏制蘇聯的凱南方案，70年後適用於中國。這說的是對抗手段，在冷對抗的環境和條件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主要是對特定對手實施軟圍剿，當今的俄羅斯就是西方軟圍剿的受害者。我們不難從中看到未來遭受軟圍剿的中國的影子。在經濟領域或發展領域，美國採取的是軟封鎖策略，採取了“依法合理”阻撓策略，不是國內法就是國際貿易法以及各種規則。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動機從表面上看，是要改變雙邊貿易逆差，拿回經濟利益；但從深層看，實質上是劍指“中國製造2015”，要通過關稅大棒、經濟杠杆打擊壓制中國高新科技產業崛起，從而長期保持世界霸主對崛起大國的戰略優勢。美方的行動來自政府多個部門對中國不斷增長的科技能力發出的警告〔18〕。衹要中國堅持發展自己的高新科技產業，美國就會繼續想方設法打壓中國，以阻礙中國崛起。這就是美國手裡的軟封鎖利刃。這就決定了以科技為核心的中美貿易戰將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中美貿易戰不是純粹的經濟戰，而是經濟戰在前，政治戰在後的戰略博弈。
（四）博弈加協調與國際秩序的重塑
1.美國去規則去秩序行為
如果說中美兩國能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話，在筆者看來，今天的現實是美國半個身子已落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以下事實提供了證據：第一，美國甩開聯合國安理會，對不聽話的國家搞軍事打擊，在聯合國引發了質疑；第二，公然退出巴黎全球氣候協定、TPP、伊核協議等多邊合作機制，大搞單邊主義；第三，“一帶一路”沿線60多國的建設，美國無意參與，也不屑於作為，反而視為一種威脅；第四，中東、海灣地區長期紛爭，亟需穩定，美國卻一意孤行，成為新動盪之源；第五，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美國動輒拿價值說事，大棒敲打，沒有幫助它們發展，反而造成長期動亂。可見美國所要維護的國際體系已然佈滿漏洞、立足不穩，它的破壞者正是美國自己，正如彼得·古德曼所言，“美國在親手毀掉自己締造的國際秩序〔19〕。”美國的所作所為遠比所謂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有害得多。衹有糾正上述做法，美國才能繼續站在道德高地上代表國際社會說話。
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其支柱是西方價值聯盟，尤其是大西洋聯盟，已出現鬆懈甚至趨向瓦解的跡象。美國強調印太聯盟，有轉移焦點的嫌疑，雖沒有用印太聯盟取代大西洋聯盟的意圖。這主要反映了美國把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國，且以防範中國變成海上強國為目的，而大西洋聯盟的直接目標和對手是俄羅斯。實際上，俄羅斯海上力量不對美國構成威脅，也不會威脅其他歐洲大國，基本上是以本土為主的力量，對外衝突幾率下降了。所以，美國除了沿襲固有的對外戰略，並不清楚該怎樣建設性地優化與合理地維護既有國際秩序。
2.新國際秩序的形成機制
美國的行為和表現主觀上是霸主的任性和固本的執拗，但很可能使美國喪失主導世界政治的資格，給中國提供積極參與塑造新國際秩序的機會。正如傅立民所言“美國越少參與國際外交事務，中國就會越快地重塑既有國際機構和規則，以它理解的方式處理不斷變化的現實。這就是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民主聯盟要在全球治理的規則制定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中國的崛起應該喚起美國，使其更積極地參與處理全球和地區事務的多變國際機構〔20〕。”美國決策圈可能還沒看到或看到但不願接受這一點，但衹要它不改變現在的做法，未來這可能會成為事實。國際格局發生大變動，不等於大分化、大瓦解、大重組。全球板塊出現重新拼接、交錯、互動，趨勢是替代極化的世界。同樣，新國際秩序也可能在板塊的作用下逐漸形成。這一新國際秩序的的建構過程，是從舊秩序當中生發新的秩序，是對舊秩序的改造過程〔21〕。當然不會是水到渠成的自然過程，而是先形成“勢”，然後再藉勢推動。這就是板塊推動的國際格局大調整新機制。這個新機制，筆者姑且稱之為“軟改造”或“軟塑造”，其內容很豐富，內涵也很深厚，在此謹提出以下幾點作為思考線索：
第一，中國的基本主張是要消除國際秩序的不合理性，但辦法是交流和協商，是協調而不是壓制和鬥爭。中國宣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的要義就在其中。中國並不為此而試圖“修正”既有國際體系。
第二，中國的大國外交強調“大國協調與合作”，在現實條件下，能協調的協調，能合作的合作，能協調與合作的最好是協調與合作。中美有很多可以協調的領域，也有可以合作的領域，即使雙方處於冷對抗狀態，也還是可以就國際問題進行協調的。中國與英法德印日等大國都有協調與合作的領域和需要。
第三，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大國協調與合作，具有更大戰略意義，對歐亞大陸的穩定起到決定作用，對維護國際秩序有重要作用。
第四，上合組織奠定了亞歐和平發展架構的基礎，其前景和影響不可估量。
第五，中印支撐了“新亞洲”興起的基本格局，而日本的部分加入指日可待。
第六，中俄印共構一個巨大“新東方”政治板塊，可能撬動整個政治地球，西方板塊將受到擠壓，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新的東西方概念將因此而淡化意識形態，強化命運、道路、文明的聯結。
第七，中非、中拉合作大家庭、“一帶一路建設”加金磚五國的疊加共構，將產生“新南方潮”巨大力量，讓發達的“北方”處於衝擊和弱化之下，從而改變世界的發展觀和發展面貌。這一切都不改變聯合國體制，也不推翻現有國際秩序，但將從結構上和功能上和緩地改變國際秩序，並逐漸把它柔性地塑造成一個更合理的新國際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