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啻如此，中國擁有13多億人口和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市場潛力巨大。內需已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力量，消費作為內需的“頂梁柱”，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爆發的巨大市場需求，將進一步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而且，中國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和供應鏈體系，雖然在產業技術整體水平上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但作為製造業大國的這一優勢，抗風險能力強，不是哪個國家當前所能全面具備的。這也是中國經濟韌性足的重要體現。
當然，面對貿易摩擦及其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我們必須充分準備好“彈藥”，多策並舉促穩求進。作為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要協同發力，相機預調微調與定向調控相結合，既擴內需也調結構。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除了保持支出強度、優化支出結構，在預計全年減稅降費規模超過1.3萬億元的基礎上，還應考慮更大規模減稅、更加明顯降費措施，並使企業、居民真正有感。另一方面，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的前提下，利用好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利率、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和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杠杆水平穩定。
值得指出的是，應對貿易摩擦及其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最根本的是要靠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依靠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而貿易摩擦及其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邁過去的“坎兒”，為我們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推動力。易綱行長在發言及答問提到的諸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促進服務部門的對外開放”等政策設想，無一不是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用深化改革不斷釋放改革紅利，最大限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用擴大開放引入經濟發展的“活水，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從而，強身健體，夯實發展後勁，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應對貿易摩擦及其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的過程中，不斷強化中國經濟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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