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沙特當局更為嚴峻的危機是，這起記者失蹤案讓沙特王室近幾年的“開明形象”一掃而空。掌握實權的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大搞改革，提高婦女地位，促進移風易俗，令西方世界對沙特的好感度有所提升。但在西方社會看來，記者的安全與女權一樣重要，而且記者的權利不僅代表了一個國家是現代還是保守，更是國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標。顯然，沙特一邊促進社會風氣現代化，一邊嚴厲打擊反對派記者的行為，只是西方眼中的現代化國家，但距離“民主國家”還很遠。因此，該起案件已經讓西方世界對沙特政府備感失望。
記者失蹤案，最為被動的是沙特，其“清白”與否取決於接下來和美國、土耳其的利益輸誠。最為兩難的是美國，在“公道”和“利益”面前如何同時兼顧。最掌握主動權的顯然是土耳其，土耳其可以就此事對美國和沙特開價，不僅可以報了“釋放牧師布倫森”事件的仇，還可以更進一步索要額外利益，例如敘利亞的土地。
縱觀美國在中東同盟體系的幾年變化，越來越貌合神離，土耳其、卡塔爾名義上還是美國盟友，但實際已成為競爭者，沙特經過此事被美國一敲打，恐怕也懷恨在心。倒是美國自己，一直執著地把俄羅斯、伊朗、敘利亞勢力當作在中東的最大敵人，從前美國喊打伊朗、敘利亞，其中東盟友紛紛響應、摩拳擦掌，但按照如今的趨勢，未來美國真要開打伊朗時，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孤軍奮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