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陽指出，如果美國最終目標針對中國發展模式，最終是為了遏制中國和平崛起，使得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儘管我們處於劣勢，但不得不不打”這樣一個結論，“因為如果放在前提框架下，我們每一次讓步都有可能是對手進一步向中國索取更多要價的基礎。”
在靜態評估以外，李向陽還設立了兩個動態評估，“動態我們寄希望時間與空間，短期內我們處在劣勢，如果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做出相應的調整，改變我們的成本收益這種因素，時間可能使對方的行為發生改變，比如說內需如果真能成為3-5年出口的替代，我們壓貿易戰的壓力就會迅速地提升。”
“再比如說如果中國改革進程取得重大的進步——中國自主研發的能力有標識性的，比如芯片，如果在3-5年內，讓人感覺到出現方向性的變化，中國不依賴於美國，而在芯片領域取得獨立的，或者是依靠歐洲、日本合作，能夠取得明顯進展，可能就會改變對方的行為。”
除此之外，李向陽說，動態因素還涉及到政府判斷和經濟判斷，“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中期選舉失敗，或者被彈劾掉，但即使這樣，美國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方向）不會改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有很多分歧，但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高度一致。”
李向陽認為，美國經濟出現拐點的時候有可能改變均衡點，“因為美國經濟從2009年開始復甦，到現在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了。儘管前八年，經濟增長率非常低，很多人要改變戰後美國經濟的形態，但無論如何改變，不可能永遠繁榮下去。”
李向陽表示，未來2-3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窗口，中國能不能抗得住貿易戰帶來短期的壓力至關重要。在這個期間抗得住的同時，中國還能夠樹立起國內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模式，是決定中美均衡點最重要的因素。
李向陽說，影響均衡點第三個重要因素是中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行為能不能得到多數國家的認可。“在多邊貿易層面，中美實際上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方向，比如我們強調包容性全球化，美國人所倡導回到公平、貿易保護主義的模式上，或者雙邊為主經濟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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