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2日電／雖然中日關係近期出現緩和，但不少人還是持謹慎樂觀態度。人們常說要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但歷史太沉重、未來太渺茫，不少人對和平缺乏信心，兩國關係似乎仍陷在怪圈中難以走出。
首先，歷史積怨難解。不幸的歷史給雙方造成心理陰影，中方認為日本既沒反省，也沒道歉，日方則認為中國糾纏歷史，沒完沒了。日本人的歷史觀是撕裂的，1972年日本政府表示過“深刻的反省”。1978年裕仁天皇在歡迎鄧小平的晚宴上特意提到中日歷史上發生的“不幸的事情”，表示兩國要“永遠友好下去”。1992年明仁天皇在北京表示，對日本給中國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歷史深感痛心。同年日本就教科書問題發表“宮澤談話”，1993年發表“河野談話”，1995年發表“村山談話”，1998年小淵惠三口頭向中國表示“道歉”。根據安倍晉三在其著書中統計，截至2006年，日方總共表示過21次“謝罪”，暗示是中國在糾纏歷史。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次數，也不在於措辭，而在於態度，且不說日方沒在任何正式文件中向中國人民表示過“道歉”，單從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不肯承認侵略罪行看，日方一些人扭曲的歷史觀令人擔憂。
其次，國民互信欠缺。修改憲法本是一國內政，但日本的修憲關係日本今後能否走和平主義道路，所以廣受關注。本來修憲派以删除第九條第二款非軍事化內容為目的，但遭到輿論反對，於是安倍退而求其次，想在保留第九條的前提下，加上自衛隊的內容，使自衛隊合法化。其實，按照日本政府一貫的解釋，自衛隊不屬於第九條禁止的“戰力”，即使不入憲，也不違憲，因此右派認為加憲多此一舉，達不到修憲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國民相信自衛隊不是軍隊，同時認為憲法還另有關於首相和內閣成員必須由“文民”擔任的條款，所以並不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問題。因此，儘管他們多數反對修憲，卻不反對自衛隊，這是他們的矛盾之處。但中國人卻因日本首相安倍把修憲甚至廢憲作為政治目標，擔心日本放棄憲法規定的和平主義理念，所以修憲問題影響了兩國國民的互信。
第三，政治認知不同。兩國對安倍的政治認知差異較大，中國輿論普遍對安倍沒有好感，認為他是右派甚至“右翼”的代表，他的上台和連任意味著日本的右傾化。但安倍在日本國內支持率一直很高，經濟政策得到支持。安倍一直謀求改善中日關係，2014年與中國達成四點原則共識，2017年表示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自民黨7大派閥中有5大派閥支持安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貢獻的大平正芳的繼承派閥岸田派支持安倍；麻生派支持安倍，該派是鴿派河野派演變而來，還吸收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鬆村謙三的政治遺產山東派；另外，與中國關係密切的二階派也支持安倍。目前的安倍雖然被描繪成右派的代表，但他的對華政策顯然反映了自民黨內鴿派的意向，去年改組的安倍新內閣也排除了右派分子。當然，令人擔心的是安倍的歷史觀，截至今年8月15日，他雖連續5年沒有親自參拜靖國神社，但都派親信獻了“玉串”，今後他能否在參拜靖國神社、也包括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自我克制，仍然態度不明，所以難以讓中國人民對他刮目相看。
第四，戰略定位矛盾。中國對日本的未來發展方向持懷疑態度，日本則對中國的崛起表示不安。其實，雖然日本右派言行活躍，但短期內和平憲法不會被廢除；陸海空自衛隊（約25萬人）雖有強化趨勢，但短期內不會成為擴張型武裝力量，日本也沒有放棄專守防衛政策的跡象；不少人想借口“中國威脅論”擴軍，但“文民統治”原則尚未受到挑戰，短期內軍國主義不會死灰複燃。當然，日本雖謀求與中國合作，但另一邊卻強化日美同盟，推動印太戰略，這反映了日本戰略選擇的矛盾性。日本著名海洋國家論者高阪正堯早就表示過對島國日本被大陸吸收的擔心，所以主張日本的國家定位是海洋國家，要與海洋國家結盟，但不與中國為敵，強調在權力平衡中維持日本的獨立性。安倍在《建設美麗國家》一書中也提到，構建“日美印澳安保對話”會強化日本與中國打交道的地位，這是日本對華政策兩面性的根源。既合作又牽制，顯示了目前中日關係的矛盾所在。
如果改善關係是中日之間的共識，兩國就應克服矛盾，除去互不信任的心魔，尋找和擴大戰略共識，顧全戰略互惠與和平發展的大局，走出怪圈，回到友好合作的原點。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