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美重大共同戰略利益明顯減少，戰略矛盾大為增多，是中美摩擦多發的關鍵因素
中美是存在重大差異的兩個大國。筆者曾經將中美的重大差異概括為：社會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經濟社會發達程度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其中，前兩項不同最為重要，影響最重大。回顧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中美關係，可以清楚看到近七十年的中美關係變化軌跡，即從全面嚴重的軍事對抗到“非結盟的盟國”的合作，再到“既鬥爭又合作”的競爭-合作。歷史一再表明，導致變化的關鍵因素是，中美重大共同戰略利益的變化，及其對中美兩國相關戰略和政策的關鍵影響。對此，已有大量相關論述，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的中美關係和國際環境中，中美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實際上表現為面對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例如，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蘇聯擴張，以及本世紀最初十年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事實顯示，這些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的存在與否，直接決定了中美合作與否，以及摩擦與否。
但是，中美關係及其變化的實際情況，比以上分析更為複雜。主要是，不僅重大共同戰略利益及其變化，或者說重大共同戰略威脅及其變化，而且中美作為大國的戰略矛盾及其變化特別是這二者的相互關係，對於中美摩擦發生與否及其烈度更有著關鍵影響。這在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後，有更突出表現。2010年10月，奧巴馬政府宣稱開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由於具有針對中國的明顯意圖，因而開始了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很明顯，2010年這一時間節點，首先是國際反恐戰爭取得重大進展，國際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大為弱化；同時，如前述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之間諸多矛盾，特別是戰略性矛盾，開始越來越清晰地表現出來。2010年以後越來越突出的關於美國對華戰略、美中關係的辯論，就清楚反映了這種狀況。雖然中美之間的這些矛盾，實際上一直存在於中美之間，但以新的形式密集表現則表明，首先這些矛盾有所發展，更加嚴重；同時，還與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中美重大共同利益的明顯弱化，對矛盾的緩衝作用明顯減少直接相關。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特定時期中，中美之間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或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以及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但歷史事實一再表明，中美兩國執政者對此的認知，特別是共識，才是對中美關係，即對中美的合作或摩擦最關鍵的影響因素。這種影響在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時間節點，表現尤為突出。當前，面臨這樣的時間節點，中美兩國執政者的相關認識、判斷，對於中美合作或摩擦前景的影響將再次突出表現。
3.特朗普執政，美國反華鷹派人士得勢。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理念和政策，直接推動中美關係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進入高峰階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2017年1月20日就職。特是一個幾經起落、最終成功的大房地產商，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商人總統”。特執政一年多以來，其“反建制主義”的行事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導致美國國內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的混亂。但透過政策混亂的表象，可以清楚看到特對其在競選中強調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和“美國優先”理念的執著堅持，以及這些理念對其重要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深刻影響。
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特雖然沒有從政經歷，但對美國的國際事務並非完全無知。從其競選中的言論和執政後的表現可知，對於美國的重要國際事務，包括中美關係，實際上特已有定見。這對其執政後的相關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有著重要影響。綜合特競選言論中的涉華言論：（1）中國的迅速發展和美國的衰落，是美國不再偉大的主要表現；（2）中國的“不正當”競爭，是導致美國衰落、不再偉大的主要原因，中國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3）強調執政後，將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反制中國的“不正當”競爭，以保證美國重新偉大；（4）表示意願，而且認為可能與中國建立正常、友好的關係。特開始執政後，儘管2010年以來中美的摩擦仍在繼續，但中美關係經歷了十個月的相對平靜。由於四月、十一月的兩次習特會，甚至被認為開始了又一個友好階段。但是，2017年12月，特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表，其中明確把中國與俄羅斯共同作為“修正主義國家”列為美國面臨的主要戰略威脅、戰略對手。此後一個多月中，相繼發表的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報告》以及2018年《國情咨文》中，重複、強調了這種判斷。這是1986年美國總統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第一次把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威脅、戰略對手。這些對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判斷，完全就是上述特在競選中公開宣稱的判斷，表明這些判斷已成為特的執政理念。從2018年3月開始，由於美方的動作，中美嚴重的貿易摩擦密集發生，表明特的理念已成為其政策。
特的執政團隊集中了一批鷹派人士，特別是鷹派反華人士。其中，身處決策圈、具有指標意義的是，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此二人不僅在相關事務上持強硬立場，尤其對中國一貫態度嚴厲、立場強硬。納原為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經濟學教授，長期關注中美貿易問題。2007年以後，納出版幾部關於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專著，其中《致命中國》一書尤為知名。納在該書中，以對中美貿易分析為主軸，全面分析了中美經濟、政治、軍事競爭態勢及其前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的政策建議。納的觀點和建議受到特高度讚賞，前述特在競選中關於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觀點，完全照搬於納。特別是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嚴重貿易摩擦中，美方的動作更是完全來自於納的建議。博長期活躍於美國政界，以一貫強硬、尤其是堅決反華“友台”聞名。博剛於4月9日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其影響還沒有明顯表現。但可以預料，如果未來中美因台灣問題發生重大摩擦，肯定與其有密切關係。顯然，納、博二人對特的執政理念和政策，都有重要影響。
事實表明，正是特及其團隊的執政理念和政策，直接導致了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即直接推動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進入了高峰階段。但應注意的是，對於納、博等人，反華的理念肯定是必然堅持的，而對特則未必。特將更加堅持“讓美國重新偉大”、“美國優先”的理念。反華對特，更多的不是理念，而是工具。所以，特是否堅持反華有比納、博大得多的不確定性。顯然，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高峰階段的前景，必然具有不可忽視的不確定性。對此，應予以必要的重視。
三、討論與展望
1.中美重大摩擦密集發生，表明冷戰後形成的中美競爭-合作關係的競爭內涵大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競爭-合作關係基本框架繼續存在。中美沒有陷入全面對抗的新冷戰
如本文前述，2017年12月以來，中美之間的嚴重摩擦密集發生，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由此，還引發人們對總體中美關係及其變化的重視。“中美陷入新冷戰”，就是一部分人的判斷。但這一判斷並不符合中美關係的實際狀況。
冷戰，是專用於描述二戰結束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專用概念。冷戰的基本特點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全面對抗，而且首先是嚴重的軍事對抗。此外，還包括意識形態對抗、軍事同盟對抗等。只是由於美蘇都擁有大量核武器，冷戰沒有轉為熱戰。
顯然，當前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完全不是當年的美蘇冷戰。首先，當前的中美嚴重摩擦不是中美爭奪世界霸權的表現。美國確實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有越來越明顯的疑慮，視中國為主要的戰略威脅、戰略對手，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無意與美國爭霸，因為這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其次，儘管嚴重摩擦導致冷戰後形成的中美競爭-合作關係中競爭內涵明顯突出，但中美合作繼續保持。無論中美密切的經貿活動還是處理相關地區熱點問題的合作，都一直進行；中美高層的交往、對話也繼續進行。第三，中美建交近四十年以來，中美民間的交流、合作已有強大聲勢和雄厚基礎，中美民眾相互好感明顯等，都是當年美蘇關係沒有的。
總之，中美競爭明顯突出，但沒有轉化為全面對抗，尤其沒有發生嚴重的軍事對抗。這是比冷戰結束以來前二十年，更為嚴峻、複雜的局面，但肯定不是“新冷戰”的局面。這是重要的基本判斷，也是我戰略信心和戰略定力的重要表現。
2.特朗普執政期間，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開的同時，中美經濟摩擦將始終是突出的摩擦主題。必將通過對接、協商、談判，形成相對穩定的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整個中美關係
筆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開的同時，中美貿易摩擦已成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分析了其影響，但還須進一步分析。首先，如果不是特執政，中美貿易摩擦不會成為中美摩擦的突出主題。其實，冷戰結束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一直沒有停止，有時還相當嚴重，但從未達到2018年3月以來的嚴重程度和深刻程度。顯然，這正是特執政後的中美摩擦的重大變化，是特“讓美國重新偉大”執政理念，以及商人特質的重要表現。由此，可以預料，在整個特執政期間，中美貿易摩擦都將是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其次，在特執政期間，中美各領域的摩擦將繼續全方位展開，特別是台灣問題和南海爭端。但這些摩擦的繼續，除了它們本身的意義外，特將主要用之為與中國貿易摩擦中的美國籌碼，以對中國施壓，甚至交易。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反華對特而言，更主要是工具、策略手段。
2018年5月3日、4日，中美高級別代表團在北京，就中美貿易摩擦進行第一次會談。繼而於5月17日、18日在華盛頓進行了第二輪會談，5月19日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這次磋商的最重要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相互加徵關稅。中美雙方都積極評價這次磋商，認為這是一次積極務實、富有建設性和成果的磋商，為發展積極健康的中美經貿關係達成許多共識。當然，落實這次磋商的成果，還需進行多次具體協商、談判，不僅可能需時漫長，還可能有激烈爭執，但大原則、大框架、大方向都已明晰，最終一定可以實現中美雙贏。中美這場激烈的貿易摩擦可說是戲劇性的化解，正表明了貿易摩擦必然、也只能按經濟問題基本屬性處理。未來中美完全可能再次發生激烈經濟磨擦，但最終仍然只能通過協商、談判解決。
中美作為當代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幾十年的磨合中已形成規模巨大、聯繫密切的經濟關係。雖然一直摩擦不斷，但鬥而不破，在摩擦中不斷協調、發展。筆者相信，在經歷當前這場嚴峻、複雜的中美貿易摩擦後，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敗的觀念將被更多人接受。可能形成更穩定的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更穩定的整個中美關係。
3．中美關係進入重大轉折的關鍵階段，面臨兩種前途的抉擇。歷史將證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但將經歷比預想漫長、複雜、曲折的歷程
如前述，筆者認為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是冷戰後中美關係進入了第三輪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實際上，對此還可更深刻地描述為，冷戰後中美關係重大轉折進入了關鍵階段。1989年底冷戰結束迄今已近三十年，但只是在2010年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明顯削弱之後，才真正開始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因為正是從這時開始，美國越來越明顯地認為，強大、繁榮的中國正在對其實力地位、領導地位形成越來越嚴重的挑戰，甚至威脅，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其戰略對手。雖然經歷近十年的磨合，但中美的戰略矛盾並未消除，而是不斷積累。2017年特執政後，其“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執政理念及相關政策，進一步激化了冷戰後的中美戰略矛盾。所以，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正表明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進入了關鍵階段。2017年12月特發佈的，其執政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大國競爭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威脅”，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主要戰略對手”。以後，在相繼發表的《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報告》，以及特的2018年《國情咨文》中，一再重複了這些觀點。這些都是進入特執政團隊的鷹派反華人士班農（已於2017年8月離開）、納瓦羅、博爾頓等人一貫鼓吹的觀點。顯然，如果美國堅持按這些觀點定位中國和中美關係，制定和推行對華戰略與政策，中美對抗將不可避免，中美關係必將落入“修昔底得陷阱”，進入“新冷戰”。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反華”實際上並不是特真正的執政理念，而主要是他的工具。所以，他將不會全盤接受那些鷹派反華人士的相應觀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當前和未來的世界大形勢，已完全不是70年前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嚴重對抗；中美關係完全不是當年的美蘇關係，特別是，中國明確而堅定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不爭霸是中國不可動搖的外交戰略、政策和策略。所以，儘管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但中美沒有、也不會陷於“新冷戰”。顯然上述事實表明，在當前和可能還將延續一個時期的，中美關係重大轉折的關鍵階段，對於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中美兩國共同面臨兩種選擇，即經過艱難、反復磨合，形成相對穩定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以及雖經多方努力，但仍陷入惡性循環的嚴重對抗。前一種選擇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但後一種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2012年中國就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得到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回應。2013年關於新型大國關係形成了“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本框架。幾年來，在冷戰後的第三輪中美摩擦多發期中，這一概念不斷遭到質疑，主要是認為，中美難以形成“新型大國關係”。但隨中美競爭——合作關係的逐步形成，甚至開始成為常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實際上逐漸成形。但2017年12月以後，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打斷了這一進程，確實嚴重強化了對於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質疑。但是，最終必將出現的中美關係更加鬥而不破，中美競爭——合作關係不僅繼續保持，甚至更加穩定，都將顯示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可能實現，而且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這一選擇符合中美兩國各自當前的利益，更符合各自長遠的利益。同時，需高度重視的是，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出現再次顯示，中美共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作為冷戰後中美關係重大調整的目標，其實現的進程必將比預想的漫長、複雜和曲折，特別是存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的現實可能。對此，必須有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7月號，總第24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