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日本自衛隊開始對這一體制進行反思，進而醞釀調整變革，提出破除防衛力量部署按地域條塊分割的固有定式，確立了根據需要從全國調配作戰力量的指導思想。
2013年，日本防衛省在修訂後的《中期防衛力量建設計劃（2014-2018）》中明確提出，“新編陸上總隊，廢止中央快反集團，將其所屬部隊並入陸上總隊。”因而也就有了今年3月27日成立陸上總隊這一重大體制調整。
隨著陸上總隊的組建，日本自衛隊實現了對陸上防衛力量的一元化指揮和協調。自衛隊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在頂層上也實現了扁平化和集權化，形成了統合幕僚長面對陸上總隊司令官、聯合艦隊司令官和航空總隊司令官的指揮格局。那麼，既然已經補上了陸上自衛隊指揮機構缺失這一環，自衛隊再提出組建“統合司令部”是否顯得多此一舉呢？
事實上並沒有這麼簡單。日本自衛隊自成立起，一些自衛隊高級官員和政客就開始謀求突破“文官統領”的原則。早在1978年，自衛隊統合幕僚會議議長栗栖弘臣就在一次公開發言中聲稱，“《自衛隊法》中關於自衛隊只有在首相發出指令後才能行動的條款是有缺陷的，一旦祖國遭到突然襲擊，一線部隊指揮官有權採取超法規的特別措施予以應對”，公開質疑“文官統領”制度，要求賦予自衛隊更大的指揮權和自主權。
安倍上台以來，一直在努力推動修改《自衛隊法》，為自衛隊更多地走向前台走出海外，獲得更大的指揮權和決策權，建立“正常化軍事領導體制”奠基鋪路。“文官統領”制度和“專守防衛”政策作為日本自衛隊的建設之本，想要實現突破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謹慎考量民意和各種政治環境，搞不好政府也要下台，因而往往採取了虛與委蛇的方式漸進推進。所以，日本在做出某個重大軍事動作的時候，總是要渲染“周邊危急時態”，以獲得各界的支持。
即便是在極力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安倍政府，也是通過組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新安保法、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等一系列動作，對日本的防衛決策機制、法律基礎和武器出口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和調整。所以，日本自衛隊2010年以來發展目標的變化，從“機動防衛”到“綜合機動防衛力量”再到新近提出的“跨域防衛”，都是朝著建立一元化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目標邁進的，在措辭上也是煞費心機。
這次防衛省提出籌建“統合司令部”，仍然把應對周邊國家的導彈威脅和網絡攻擊等“緊急事態”作為重要理由。其實，早在兩年多前，自衛隊統合幕僚監部就已將建立“統合任務部隊”和“統合司令部”提上了議事日程，並擬定了詳盡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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