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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願意為“台獨”付出這種戰爭代價嗎?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台灣的認知與對策”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作者指出，為了台灣的生存和發展，台灣任何執政者都不應以“台獨”來挑動中共的敏感神經；從過去陳水扁執政的經驗看，“台獨”只會使台灣成為腹背受敵的“麻煩製造者”。美國視台灣為其區域安全政策的籌碼，但不會為“台獨”付出任何戰爭的代價。
一、前言
根據一般國際關係理論，國與國的關係大致可以概括為“合作”（collaboration）和“衝突”（conflict）兩大類型，但兩者之間並非存在相互對立的關係。從辯證的觀點看，它們是一種“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鬥而不破”。中共建政以後，中美關係雖歷經了多次的“衝突”與“合作”的起起伏伏，但目前似乎又出現“鬥而不破”的狀態，就是沿著上述的辯證邏輯發展。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從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角度看，制定內外政策都難以避免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以中美關係最具關鍵作用。例如，在中美衝突對抗時期，台灣以“軍事反攻”充當美國圍堵中共勢力的棋子；在中美展開接觸合作後，台灣則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配合美國的政策，成為推動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前沿基地”。至於對內政策方面，台灣選擇走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也是受到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影響。
中美關係不是一帆風順，影響所及，台灣的處境也就顯得顛顛簸簸。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區隔中美關係的實質和表象，找到立身其中的最佳位置。
二、戰略競爭源於戰略互疑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被視為是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點，因為報告將中共與俄羅斯一起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報告並指控中共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企圖塑造一個和美國利益和價值觀對立的世界。其後，在美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則直指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川普對中共這項戰略定位和其前任有顯著不同，因歐巴馬在2015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美國要和中共發展一個“對雙方人民、地區和全球有利的建設性關係”。
為什麼川普上台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和中美關係的看法，會出現如此顯著的變化？2018年1月30日，在川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找出了這樣的答案，那就是川普政府認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引用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指出，這是因為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
王緝思和李侃如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兩位學者認為，第一個來源強調的是中美之間結構性和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大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建議中美雙方應解析和處理產生“戰略互疑”的上述第二個和第三個來源，如透過改善彼此對對方國家國內形勢的認識，以及更加有效開展雙邊和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來建立“戰略互信”。
川普在競選期間發表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這與他“反建制”的選戰策略有關，目的是以操弄民粹來爭取白人中下階層的支持。因此，川普抗拒全球化，認為美國並沒有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多邊協議獲利；他也質疑傳統聯盟體系能夠發揮的作用，故主張以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來達成“美國優先”的目標。
但川普的商人性格使他在就任後很快就改變了立場。例如，“川蔡通話”雖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上任後經過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多次會晤，雙方反而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了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畢竟這只是曇花一現的美景，中美關係還是呈現嚴重的戰略互疑，而根本的問題就是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
首先，美國認為過去對中共採取的“圍堵”（containment）、“接觸”（engagement）、或“圍堵加接觸”（congagement）戰略，並未成功促進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換言之，中共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採用美國引以自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並且成為世界舞台的要角。
其次，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就已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例如，在安全領域方面，習近平雖強調“太平洋夠大，應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但美國仍擔心“一帶一路”建設將使中共走向海洋，進而挑戰美國傳統的海上強權地位。在經濟領域方面，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製造業在市場的競爭力，已對美國的傳統優勢形成挑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也將動搖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權地位。
再次，中共對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些主張被視為中共改造世界的蓝圖，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最後，習近平上任後強調“文化自信”，讓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也受到挑戰。根據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世界各個文明之間的“平衡”正在轉變，西方在衰弱，亞洲在上升，而中國對西方已構成挑戰。杭廷頓認為，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遠比非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成功。這種論調使“銳實力”（sharp power）的說法甚囂塵上。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7年12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花費數十億美元鉅款，運用各種手段，如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和觀念。這種影響既不像硬實力那樣具有強制性，也不是軟實力那樣的“魅力攻勢”，因此他們稱之為“銳實力”。
“銳實力”的說法在美國和西方愈來愈被接受。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還以“中國之長臂”為題召開聽證會，討論中國如何滲透到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力，並悄悄輸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據說川普也下令調查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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