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關於去杠杆的政策組合。就不同類型金融政策之間的組合而言，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構成三支柱金融政策框架。要注意不同政策之間的“動”“靜”搭配。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具有逆周期調節的功能，應強調“動”和靈活性、適時預調微調，以適應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變化。其中，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是逆經濟周期，主要職責是穩增長和防通縮，避免因價格水平下降和實際債務上升而陷入“債務通縮”陷阱，避免因經濟失速而陷入信用自我緊縮循環。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是逆金融周期，主要職責是抑泡沫，抑制信貸泡沫和抑制房地產泡沫。微觀審慎監管應強調“靜”和穩定性，注重保持定力，以維護行業秩序和防範道德風險，避免與貨幣政策形成叠加，同時彌補宏觀審慎政策跟進可能不及時的風險。比如，在貨幣政策放鬆背景下，若住房金融宏觀審慎政策未能及時建立和完善，就必須依賴微觀審慎監管發揮作用。在宏觀政策逆周期成為共識的背景下，要特別注意避免微觀審慎監管也陷入逆周期誤區。
二是關於三角形支撐框架。支撐框架的3個角，分別是實施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和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比較好理解，因為金融一定程度上就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微觀主體活力強，盈利能力提升，才能防風險。而要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在去杠杆背景下，千萬要避免將其理解為讓股票市場在短期內盡量多地提供股權融資。否則，很容易滋生大量金融風險。應當以“內源—外源融資”的視角，將其與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結合起來，也就是要通過建立一個規範、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發揮股票市場在提升微觀主體活力、支持創新性企業、推動經濟轉型方面的比較優勢，增強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通過提升經濟效率促進去杠杆；發揮股票市場在強化金融體系內部競爭、優化金融結構和支撐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作用，通過提升金融效率促進去杠杆。
三是關於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靠改革、依靠發展來防風險，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領域同樣適用，因此要繼續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就是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新認識，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優化金融結構的基礎上，也可對照八字方針來賦予其新的含義。
以科學方法論為指導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文章指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主動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一是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個思維”，即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要常觀大勢，常思大局，把防風險放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長期、艱巨的歷史進程中考慮，善於從紛繁複雜的矛盾中把握規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規則來防範風險，發揮制度在防風險中的戰鬥力。我們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重點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既要補齊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具體到外部環境風險，底線就是核心利益。
二是要制定正確的防範化解風險的戰略戰術。當前紛繁複雜的背景下，正確的戰略戰術關鍵是“積極防禦”。積極防禦是毛澤東主席著作中常用的一個術語，與消極防禦相對應。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最終實現反攻和進攻目標的防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同風險賽跑”“要敢於亮劍，敢於揭開蓋子”“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強調“既要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都說明了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求實的精神積極主動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三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可以概括為“四個依靠”，即依靠幹部、依靠人民、依靠改革、依靠開放。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啃硬骨頭，需要依靠一批具有全局意識、領導能力、鬥爭精神並能真刀真槍地幹的領導幹部。風險來自市場、企業和金融機構，涉及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要善於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善於整合各方力量、科學排兵布陣，有效予以處理。很多風險的源頭都在於體制性障礙，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只治標不治本是不行的，要有長效機制。比如，科技產業風險，單靠增加投入是不夠的，主要還在於通過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全面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既不能停下來解決風險問題，也不能為了發展漠視風險，導致小風險積累成大問題，要平衡好保持穩定發展與防範化解風險的關係，在發展中解決矛盾，消除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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