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特朗普揚言中斷對於世衛組織的金援並要求世衛組織進行改革，否則美國將退出世衛組織，然而，歐盟對此則有不同意見。美國認為，世衛組織於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初即忽視疫情，並且世衛組織忽略應處理的流行性傳染病的緊急問題，尤其是世衛組織面對中國缺乏獨立性。
然而，歐盟卻持不同看法。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世衛組織是合法整合各種力量的全球性機構，正因如此，有必要檢討和改善世衛的運作，並讓世衛有永續的財源。
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博雷爾(Josep Borrell)表示，“我對美國決定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深表遺憾”，並且“在沒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世衛組織)努力遏制和減輕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時候，沒有理由為這一舉動辯護”。
於是，德國將與法國聯手強化世衛的功能，推動世衛改革。更進一步，美國總統特朗普於5月29日宣布退出世衛組織並表示不再捐款，歐盟立即呼籲美國重新考慮，並強調歐盟將持續對於世衛組織提供資金。
此外，歐洲與美國在跨大西洋應對流行性疾病合作的裂解。1995年12月歐盟與美國領袖高峰會議上簽署的《跨大西洋新議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當中，歐盟與美國建立特別工作小組，負責制訂與實施有效的新興與再度出現傳染性疾病的全球預警與應變網絡，但收效甚微。歐盟與美國曾經在2014年合作對抗在西非的伊波拉疫情。但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上，卻沒有看到跨大西洋的抗疫合作。
五、中國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間對於歐洲的醫療外交
新冠肺炎在歐洲的肆虐，已促成歐洲與中國關係的轉變。同時讓歐洲與中國促成進一步的合作關係，也使得歐盟重新檢討與中國間的關係，凸顯歐洲內部如何與崛起中國交往的矛盾。
中國對於歐洲的醫療援助出自許多管道，包括中國各級政府、姊妹城市、國有企業、私營公司、基金會以及歐洲當地華人社區的聯繫關係。中國與歐洲各國政府和衛生專家組織多次視訊會議，分享有關其治療新冠肺炎的資訊，特別是與抗擊該病毒的醫學和科學方面有關的資訊。
第一次視訊會議是在3月13日，與中歐和東歐國家(包括非歐盟成員國)共同成立，這些國家組成所謂的“17+1”(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雖然醫療援助與“口罩外交”成為歐洲與中國關係的討論重點，但是中國援助歐洲國家的醫療用品，已遠遠超出新冠肺炎初期歐洲援助中國的量。
雖然中國所援助的物資品質似乎有些問題，但沒有改變關係的本質，從德國到波蘭再到捷克，由於高層政治接觸或“戰略夥伴關係”而獲得與中國供應商的特權，也成為許多歐洲國家討論的話題。
對於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而言，應付新冠肺炎危機的中期解決方案，以及長期預防類似疾病的爆發，必須通過多邊合作行動來進行，這凸顯中國作為合作夥伴的作用，以及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同時，中國於2015年提出的“健康絲綢之路”的重點，在新冠肺炎的危機下已經增加知名度，更在今年5月底時，匈牙利批准中國興建連結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匈塞鐵路”，將激勵其他國家與中國簽署鐵路協議。
然而，歐洲國家憂慮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可能利用歐洲的經濟困境來獲得戰略資產。一些國家，如德國和瑞典，已經採取加強投資篩選的措施，這表明歐洲的部分國家對於中國仍有警惕和不信任。
現在已經清楚證明，對中國的醫療用品依賴是戰略領域問題，這在歐洲大部分地區也已成為爭論的話題。在這場危機之後，歐洲將不得不就戰略產業中依存關係的性質和條件進行討論，這也將對於歐洲與中國關係的性質進行辯論。
六、歐洲與中國關係的欲迎還拒
“中國崛起”雖已是被“重複”提及的語彙，但已成為事實。中國已成為受到欣羨與重視的“增長引擎”，北京表示中國致力於維護安全與穩定。的確，部分亞洲到歐洲國家，開始尋求北京在關鍵的經濟或政治議題上發揮領導的角色。此外，中國一直在尋求與歐洲國家、阿拉伯國家與鄰國達成緊密的合作關係，抵制來自於美國關稅與貿易保護主義、軍事前進部署、以及華府強化與台韓日澳印等亞太伙伴的區域安全聯盟，因為這會威脅到中國現階段以資本投資與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
新冠肺炎危機使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更加複雜。儘管新冠肺炎的危機是史無前例，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得以直接在歐洲的人民、政府與國家面前展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僅在新冠肺炎危機前的十年，歐洲與中國關係已變得更為複雜。現由於中國在歐洲的利益增長，以及變得更具競爭力，因而由商業驅動的關係更為多樣化，更具地緣政治與爭議性。僅才一年前，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將中國定位為合作夥伴(partner)、競爭者(competitor)與系統性的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
現為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所長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表示，新冠肺炎的流行暴露出布魯塞爾和北京之間的“根本性緊張關係”。他認為，原本中國試圖強化與歐盟間關係來取代與美國的不穩定關係，認為從歐洲國家可獲得貿易市場與技術，並可成為美國市場的替代性選擇，但是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也擾亂中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使得中國與歐盟各自強化彼此間的關係更是在美國“新孤立主義”下的替代選項。
七、作為“第三極”的歐洲
原本歐洲國家冀望發生國際危機之際，美國能夠發揮霸權者角色領導國際社會。但在過去的四年期間，歐洲國家並沒有像過去一樣期望美國在疾病全球流行的情況下發揮領導的作用。歐洲國家已從特朗普當選總統時的震驚，轉變為質疑傳統歐美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也開始否定美國的領導能力與意圖，讓歐盟反思自身在全球舞台的角色。
歐洲現正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現實。在面對一個難以預測領導人作為的美國，一個更有自信的中國以及一個心懷復興主義的俄羅斯，歐洲如何取捨將發揮舉足輕重的角色。歐盟願意或能夠與其他三個國家一起成為世界大國嗎？或者成為其他國家的“棋盤”或“棋子”？
對於歐盟而言，過去的十年顯得舉步維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崩潰引起當地政府的鎮壓，讓許多難民湧入歐洲；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半島，讓俄國從歐盟潛在的戰略夥伴成為明顯的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中國從東亞的貿易夥伴蛻變成為關注全球事務的國家；並且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歐盟面對一個衊視歐盟原則與政策的政府。更為重要的是，英國脫歐帶來無可緩解的戰略災難。這是一個虛弱的歐盟，現在面臨著處理更具威脅性的世界的前景。
歐盟貿易執委馬倫斯壯(Cecilia Malmstr.m)認為歐盟應當將安全、貿易與經濟等方面的因素，放在更為廣闊的架構下，對於其他地緣政治大國採取戰略性回應，並藉由內部化與掌握大國競爭關係，成為全球的參與者，也就是說，歐盟的外交政策須待更迭。德國總理梅克爾才會表示，“獨善其身的民族國家沒有未來”，藉此挑戰華府的“美國優先”口號。
毫無疑問的，新冠病毒危機使得美國與中國關係緊張，暴露出兩國間多面向的衝突與國際安全威脅。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也表示，中國利用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來增進自身戰略利益。在新冠肺炎過後，中美兩國正在爭奪成為第一個研發疫苗的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這種競逐方式類似冷戰期間的美蘇太空競賽。歐洲各國領導人呼籲採取全球性合作政策，但在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歐盟本身就因對防護設備設置出口限制而受到批評。
迫在眉睫的第二個問題是，富裕國家將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抵禦該病毒的影響並從其造成的經濟損害中恢復過來。目前國際金融機構和20國集團(G20)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2020年的債務減免，中國也於6月7日決定對77個發展中國家暫停債務償還。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一項重大舉措。
新冠肺炎的危機要求國際合作，但同時也凸顯當前缺乏全球領導力以及多邊機構成為戰場的方式。這種動態在聯合國安理會也很明顯，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指出的，美國、中國與歐盟必須相互合作，以解決危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爭執阻止支持全球協助遏制該病毒的決議的通過。
歐盟將可在世界範圍內以更為合作的方式協助盟國，但是任何旨在修復國際體系的努力，也需要一項戰略來應對中美僵局。新冠肺炎讓美中關係呈現緊張，而且使得兩國之間的事務陷入困境，更讓歐洲在未來的國際事務當中將扮演更為重要角色。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7月號，總第27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