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個人特質符合基層選民口味。在網絡時代的代議制下，島內的大型選舉越來越像是商業行銷。而政治商品需要情緒性消費。韓國瑜與基層民意聲氣相求，通過個人政治形象的成功塑造，將今年高雄選戰從藍綠對抗，轉移到以韓為代表的庶民階層和以“政二代”陳啟邁及其豪華“立委”團象徵的權貴階層的“草鞋皮鞋”對決上。其一，草根氣質。選民日益厭惡虛偽謀私的舊官僚，看重魅力能力而非背景顏色。韓作風草莽海派、真實質樸，蕭漢俊說他“酒一杯杯地乾”；韓講話風趣直白接地氣，郭佑誠說他“比民進黨還民進黨”，給人感覺會實在做事不騙票，讓深綠死忠都變“韓粉”。其二，乾淨選舉。韓訴諸感性，也強調政治理性：直面對手攻擊並逐一拆解，用“執政黨不用奧步不會選舉，很可憐”反擊“抹紅抹黑抹黃”；堅持“理念型選舉，不設競選總部、不插旗、不買票，抹黑不提告”，“用一瓶礦泉水選到尾”，期望“讓乾淨的選舉證明高雄的偉大”，堅持以我為主的戰法來破解綠營意識形態鬥爭。在選舉後期“奧步”頻出、“暗箭”四射之時，韓甚至還果斷與黨內爭議性言論切割，要求支持者包容對方陣營，放棄追究造謠者責任，最終證明以懷柔仁義的正向選舉在島內也能同樣勝選。其三，“高雄CEO”。韓任北農總經理時積極進取、除弊積餘、廣分紅利、分文不沾，卸任前與民進黨正面相抗使其聲名鵲起，與其繼任者吳音寧的無能和怠惰形成鮮明對比。此次韓以“賣菜郎”自許，憑藉其實務經驗為自己贏得了高雄CEO的期待。這也是其相比“政治素人”柯文哲的一大不同，即便其政治主張再浮誇，選民也能看到願景背後的歷練支撐，而不衹是想像的泡沫。
同時，戰法不斷創新，動員行銷能力強。
一是網絡戰更扁平化、更重交互性。韓國瑜起點低、沒資源，故而選擇成本低、效益高但是也頗具風險的“網紅行銷”方式博關注。網絡空戰已成為島內選舉的前沿戰場，民進黨、柯文哲、“時代力量黨”等新、舊勢力都深諳此道，但韓國瑜的網絡戰術更加與時俱進、顯得技高一籌。韓本人及其團隊捕捉到近年來台灣網絡生態和輿論戰遊戲規則的微妙動態變化，應以極富個人風格的政治行銷來打開知名度、偏好度。由於信息流的爆炸讓信息傳輸變成雙向互動，網絡意見領袖塑造議題能力增強而反應時間縮短。對此，韓靠5個“白紙青年”的空戰團隊，用更扁平、交互力更強的直播模式行銷形象和政策，其新意在於：其一，網絡不是為競選增加曝光渠道，而是為建立與選民的即時對話答疑渠道，培養粉絲群體；其二，內容非精心包裝的文宣，而是去眷村理髮、帶柴犬吃滷味等有選擇的生活日常，比傳統掃街活動能觸及更多群體，也緊密迎合島內政治的生活化、碎片化甚至娛樂化傾向，特別是瞄準青年選民口味，緊扣其可塑性、流動性快速纍積聲望。其三，韓秉著“爛命一條，亂砍亂幹”的心態，才能在與網紅“館長”陳之漢訪談等直播中百無禁忌。相比丁守中既想蹭“韓流”熱度，又擔心韓爭議言論傷及其保守立場的瞻前顧後，反差明顯。另一方面，多數政客也沒有韓的雄辯機變和議題製造力，很難應付不間斷網絡直播挑戰並無孔不入地覆蓋媒體，而不怕自爆其短、適得其反。
二是善於打造“形象識別”以激發認同感。韓國瑜陣營在選舉中，特別是“三山”的造勢場合，全方位利用“1號”手勢、《夜襲》等歌曲和“禿子跟著月亮走，人民跟著禿子走”口號等元素製造個性化政治符號，與選民形成政治認同和粉絲身份的契約，在韓一呼百應之下，大批民眾以“1號”手勢、禿頭形象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相互集結串聯，加速了“韓流”“病毒式”的政治傳播和認同塑造，以及粉絲群體的實體化。另一方面，有實證研究顯示，“韓流”外溢的實質是激發傳統泛藍民眾的投票意願以及數年來被綠色意識形態所壓抑的“中華民國認同”。有參加韓國瑜造勢會的民眾稱，全場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齊唱國民黨軍歌，事實上是在重溫並強化“中華民國認同”。本質上，這是用模糊意識形態、“不打藍綠對決”的“新形態選戰”，隱性地裹挾和激蕩台灣政治鬥爭最內核的“認同戰爭”，也是一種沒有明言的政治偶像塑造。
在政治極為多元複雜的當代，正如溫伯格所言，世界“太大而無法得知”，任何人都無法掌握完整的政治圖景，因此選民衹能生活在一個由傳統媒體和新形態話語生產者的文本、符號、圖像所建構的世界中。基於恰當有效且因地制宜的路線、論述和策略，韓國瑜才能以“單槍匹馬”之姿奪得選舉主動權和話語權，成為了挑翻“綠色哥利亞”的國民黨“大衛”。當韓登陸鳳山、“夜襲”旗山、會師岡山時，民進黨步步敗退，衹能蒼白指責“殺氣太重”。選戰收官階段，民進黨高層也試圖“鬥狠”，淚泣下、面目猙獰地渲染對立、仇恨時，韓的造勢場子卻彌漫著寬容樂觀、勝利在望的氣氛。事實證明，希望是比痛苦更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人民選擇的是笑容而不是淚水。歸根結底，當前台灣整體的社會觀念和民心動向，正在從“被台獨洗腦”、“被威權馴化”和“被政治綁架”的舊意識形態框架中釋放出來，人民自我、自主、“自決”的“覺醒”意識空前高漲。誰看不透、不適應這一轉向，必然遭到選民的懲罰。
二、“非傳統政治世代”崛起
事實上，“六都”當選者均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非傳統政治人物”行列，形成了一個跨黨派的政治世代。其中，韓國瑜與柯文哲、侯友宜這三位同樣訴諸“超黨派”的“卡里斯瑪型”政治紅人，成為此次選戰焦點、風向標和大贏家，堪稱台灣“新政治生態”下新一代“非傳統政治偶像天團”。他們有清晰的共性，注重行銷契合選民“非藍非綠”想像的政治屬性，以及“草根、乾淨、真實、務實”的政治形象，凸顯自身在政治與階級屬性上與傳統藍綠權貴的差異；同時主動適應和帶動新形態選戰，迎合並塑造選民偏好。但三人的政治光譜、受眾群體和政治路線存在微妙區隔，他們本質上是所謂“中間選民”不同分層的代言人。
首先，在“無色覺醒”浪潮下，反貧富分化、階層割裂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社會意識成為政治正確，“非傳統政治人物”往往需要在政治和階級屬性上進行模糊、修飾，除標榜“非藍非綠”，也將自己打造為“草根代言人”，將選戰定位於“基層與權貴對決”，以此搶佔階層屬性制高點，吸引中下層選民產生“同溫層”認同感。例如，韓國瑜17歲離家闖蕩，做過警衛、接線生而後考入軍校，常年與地方農會生意往來，“酒一碗一碗地乾”，不但能“穿草鞋”、接地氣，更錘煉出草莽海派、老辣幹練的成熟作風，與對手陳其邁“靠爸”、“貪二代”形象反差明顯，贏得南部農民、勞工群體好感。柯文哲以醫師、教授身份參選，用直播吃番薯、坐地鐵通勤、西裝配跑鞋等方式行銷“自我奮鬥的小市民”形象，將競選對手連勝文形塑為“貴公子”。侯友宜也說自己是出身於肉販家庭的“凡夫俗子”，強調自己從基層警員奮鬥至警界高層的經歷。
其次，島內藍綠政客因為謊言和貪腐而政治信用破產者比比皆是，但“非傳統政治人物”在這方面則有相對優勢。一是言行真實直爽，降低政治算計感。柯文哲與韓國瑜頗受選民歡迎的一大特質，是講話行事真實率性、“金句無數”，甚至到了口無遮攔、不修邊幅的地步。柯常用“白目、無厘頭”的發言裹挾深意，如“陳水扁是裝病變真病”、“人民素質不夠選出蔡英文”、“國安會、陸委會放我一人對付中共”等，甚至稱“我因講實話成名見證台灣的荒謬”。相較而言，“韓式語言”更貼近升斗小民，如用“又老又窮又醜又禿”、“失業20年”自嘲，用“讓台北去弄政治，讓高雄來拼經濟”的刺激性話語主導選戰，用“我不是吃素的”回應綠營攻擊，也抱怨吳敦義讓其單槍匹馬、孤軍深入綠營腹地卻“一碗鹵肉飯都沒給”，使韓國瑜擺脫了“溫文儒雅”、“假掰白賊”的“國民黨政客標籤”。同時，他們不怕被選民貼身檢視，敢於主動呈現“真實生活”。這種“非傳統”政治人物直白趣味的“素人感”，以及面臨責任和困難時敢於投入、擔當的勇氣，比傳統政客瞻前顧後、故作姿態的“城府感”更能呼應和舒緩選民心理，贏得“可信賴、值託付”的認同感。“甯選瘋子，不選騙子”，願意給這樣呈現真性情和責任心的候選人一次改變和試驗的機會。二是手腳“乾淨”，取得道德正當性。相比傳統政客的分贓腐敗、弊案叢生，“非傳統”政治人物多清廉自守，使其難以被操守質疑所擊敗，繼而贏得選民深層次的信賴。柯文哲在“MG149帳戶質疑”、“竊聽案自導自演”風波中，首創性地公開個人薪資、短信等內容，讓細節接受放大鏡檢驗；也首次用網絡公開競選經費細目，並在募款金額達法定上限時關閉帳戶；任內主打“五大弊案”，未出現如陳菊、林佳龍等綠營縣市長藉市政圖利的情形。韓國瑜在北農任內帳目清楚，讓查帳人員成為“韓粉”，主打“一瓶礦泉水”和“不惡意抹黑、不提高”的“乾淨選舉”，小額捐款“夠用即暫停，結餘捐青創”，與其繼任者顢頇、怠惰的“250萬實習生”吳音寧對比鮮明。侯友宜則自信從警收入如實申報，雖遭綠營“文大宿舍案”猛攻但民調不降反升。
然而，這些“非傳統”人物也並非真的“全素”，而是位於政治光譜和階層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各有其隱藏屬性。例如，韓國瑜有深藍、外省、軍系背景，在卸任“立委”被國民黨邊緣化後，於地方農會系統摸爬滾打多年，被認為是“舊時代分配體制下的吃肉素人”，參選實為“回爐再造”；柯文哲出身所謂“皇民”士紳家庭，做醫生時曾“治阿扁，不治連勝文”，有較深厚的政治意識形態，其棄醫從政靠“墨綠”屬性爭取到“人造獨”世代的壓倒性支持。而侯友宜則是基於陳水扁、謝長廷的賞識而飛速提拔，其擔任“警政署長”也認為是對偵辦“3·19槍擊案”的“獎賞”。雖然拒絕加入民進黨，但在國民黨內也被視為是朱立倫嫡系，缺乏廣泛、深厚的情感經營。
“非傳統政治人物”成世代規模的崛起，顯示韓國瑜之所以引發蝴蝶效應，並不衹是其個人的特立獨行，而是展現了台灣選民偏好的變遷。那些或西裝革履、貪得無厭，或張牙舞爪、苦大仇深的傳統政治人物正在逐漸失去市場，選民是在從候選人中尋找一個更懂自己、像自己和能夠改善其精神或生存狀態的心理投射。這是台灣選民厭倦被意識形態、政黨政治和黑金政治綁架，自主意識逐漸勃興，投票行為獨立的表現。從這些“非傳統政治人物”的差異，也可以看出常被粗略歸類的所謂“中間選民”、“淺色選民”或“經濟選民”的不同取向。某種程度上，“柯粉”囊括了北部教育程度較高的中青年群體，他們4年來持續“挺柯”，最根本的訴求是“推倒藍綠高牆”的政治變革，因此柯4年來縱然爭議纏身，但並未真正背離這一路線。韓國瑜則更多觸及到社會的中下階層，包括長期親綠的中南部農工階層，他們更多寄希望於能夠通過換人做獲取物質上的改善。而耐人尋味也難以厘清的是雙方青年群體部分，一種說法是，青年的“柯粉”、“韓粉”都自認是“覺醒青年”而將對方視為“憤青”，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社會不同階層、族群對於如何“改變現狀”的差異認知。而侯友宜根據自己的警界背景量身打造了一套“安居樂業”主張，則更契合追求平安、穩定生活的新北市民階層的需求。選舉主張回歸生活基本面的盧秀燕走的也是這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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