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認為美日同盟的加強對未來中日關係有何影響？您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有多大？
楊伯江：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是因為美國在戰後日本社會、政治、外交等各個領域幾乎是全方位的特殊影響力。這跟戰後日美關係的起點有關，日本保守政權是靠美國扶植起來的。這一點上日韓存在相似性。冷戰後，日本自民黨政權推動安全戰略轉型時，往往是先取得美國的首肯，甚至是先簽訂日美雙邊相關文件、然後再來倒逼日本國內進行相應的法律調整。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1997年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擴大協同作戰範圍至“周邊”，兩年之後日本國會就通過了周邊事態法。前幾年安倍內閣突破政治禁區、有條件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用的也是這種套路。
從“存量”的角度看，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但從趨勢看，美國的對日影響力也在走向相對化，不再是“絕對的存在”。這種相對化在加速發展，背景是日本主體意識、自主意識的上升。冷戰時期日本惟美國馬首是瞻，政策為同盟服務往往很直接、更露骨。但近年來，在日本眼里同盟的工具屬性越來越強，即把美國戰略和政策視作實現自身目標、維護本國利益的一種戰略性工具，可以說是“國益”為體、同盟為用。
日美同盟的加強對中日關係構成長期干擾因素。日本身處中美兩國之間、孤懸西北太平洋一隅。種種因素導致日本，特別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其外交政策基本是“雙軌”——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同時視對華關係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在台灣問題上，1951年日美簽訂安保條約時將“遠東條款”納入其中，1960年簽訂新約時繼續保留了這一條（從第一條變成第六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就台灣問題作出了承諾，但此後並沒有停止以日美雙邊安全安排干預台灣問題的操作，而且是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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