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本來在安理會某些成員國推動於三月二十六日開會時，就主張安理會應當通過一份聲明，其中美國美國極力主張在相關會議及文件中必須指明病毒最先出現在中國，且有多國曾公開質疑中國“隱匿疫情”；而由愛沙尼亞草擬的聲明稿中，也呼籲因應疫情要“完全的透明”等措辭，被認為這是附和美國言論，理所當然地受到張軍的反對。而按照《聯合國憲章》規定，聯合國安理會聲明的發布需要安理會十五個理事國的一致同意。
這次特別會議，除了是蘇亞雷斯秘書長作報告之外，美國可能會提出，作為聯合國下屬專門機構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責任”問題，並以不向世界衛生組織捐助經費以至是拒絕繳交所分攤的會費作要挾。此外，美國是否會發起“追究”中國“隱瞞”的責任，也有待觀察。
如同以往的類似會議，都有“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台灣“邦交國”，提出台灣問題那樣，這次也將不會例外。實際上，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就將藉著抗疫的議題，提出“台灣經驗”，並將會提出台灣當局參加今年及以後每年的世界衛生大會的問題。
對於所謂“聲明”，倒好辦。一方面，張軍大使正好趁此機會，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在抗疫中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不惜作出巨大犧牲，以“封城”、“封省”等極端措施，為全世界爭取到兩個多月的時間；在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之後，中國又不顧自己的“傷痛”尚未完全治愈，而先人後己，積極援助各國。至於所謂一些物資“不合格”的問題，除了是某些戴著有色眼鏡的政客和媒體“將樹木當作森林”之外，其中也有這些國家循正當渠道進行採購而致。
而在“聲明”的本身，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務理事國，按照《聯合國憲章》規定，擁有“一票否決權”。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的“否決權”，其實是個“好東西”。因而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務理事國中，蘇聯/俄羅斯使用“否決權”最多，達到一百三十一次；美國次之，也有八十四次。但中國最少，連同一九七一年之前，台灣當局竊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共也只是十四次。從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理行當然地成為常務起，到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只是使用過兩次。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到此時，一直沒有使用否決權，可說是“惜‘否’如金”。可能是當時國家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而且與美國的關係也較為暢順之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