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8日電／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緩解全球貧困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
他們三人獲得今年諾獎的主要研究領域——扶貧並非我的關注重點，迪弗洛前期研究的跨境資本流動則一直是我高度重視的主題，上世紀90年代我讀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後時對此問題相當關注，我的博士後論文題目就是《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之所以如此，又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
國際游資膨脹與金融危機頻發
中國改革開放於上世紀80年代全面鋪開，但全面啟動未久就遭遇了席捲全球幾乎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和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的債務危機衝擊，大批發展中經濟體由此經濟社會發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後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許多國家的債務危機轉為深重的政治危機，蘇聯、東歐集團以此為起點發生了政治劇變。
我於1993年考入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碩士研究生。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國際游資的膨脹，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巴裡•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邁克爾•博多（Michael 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項研究，當時隨機挑出一個國家，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比1973年時高1倍。而且，90年代新興市場大規模私人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之間存在密切聯繫。世界銀行1998/1999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選擇了21個至少兩年中每年資本內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國家，發現在1976~1996年出現了27次資本大規模內流，其中17次出現了20場銀行危機、貨幣危機或者雙重危機，還有1次瀕臨危機。此後，新興市場又先後爆發了1998年俄羅斯危機、1999年巴西雷亞爾危機。
進入21世紀不久，新興市場就爆發了2001年土耳其危機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機，這場阿根廷危機又先後席捲烏拉圭、巴西、秘魯、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等國。在拉美素以金融體系健全、經濟政策穩健而著稱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美國救援，致使IMF救援金額一度創造了該組織救援金額的歷史紀錄。在那之後，從次貸危機到今年的土耳其貨幣金融危機，貨幣金融危機也一再爆發。
在短期國際游資衝擊下頻繁發作的金融危機不僅令當事國創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長率下降了1個百分點，全球失業人數增加1000萬。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從攻讀碩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國際游資與金融危機問題，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離開人民銀行攻讀博士，由此更對國際游資與金融危機給予高度關注。選擇“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作為博士後研究選題，實屬順理成章。
在這個領域，迪弗洛前期與吉列爾莫•卡爾沃（Guillermo Calvo）等人關於國際資本流動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他們較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環境和利率對國際資本流動及其突然中止、逆轉的影響，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東道國國內政策的影響。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之上，這方面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
長期以來，西方機構投資者通常將新興市場投資視為邊際投資，當主流投資組合收益率不高時，可以用新興市場投資來加以補充。因此，新興市場組合投資對國際利率變動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場母國利率些許變動，就可能導致跨境資本流量和方向發生重大變化。一旦母國利率提高，新興市場組合投資就可能大規模回流。
上世紀90年代初新興市場組合投資迅速增長，與當時主要西方國家低利率有關；1994年初美國聯儲連續提高利率，導致新興市場組合投資回流，難辭觸發當年年底墨西哥危機之咎。即使在90年代之前，銀行信貸而不是組合投資作為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投資方式，成熟市場基準利率變動對資本流量和流向的影響也同樣至關重要。80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爆發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於美聯儲奉行強硬緊縮貨幣政策的“沃爾克衝擊”點燃了導火索。當時日本大藏省曾計算，認為如果美國利率下降1個百分點，拉丁美洲債務負擔每年就能減少40億美元。
次貸危機和美歐中央銀行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近10年來，這一機制仍然一再體現。每次美聯儲放出退出量化寬鬆、加息等收緊貨幣政策的風聲，或是採取實際行動，總能在印度、俄羅斯、拉美等眾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引發金融市場連續震蕩。
就總體而言，利率變動導致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大規模逆轉，內生流動性機制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傳染。這些機制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我相信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危機傳染在這兩年還會顯示出重大現實意義。
要警惕過度扶貧
在扶貧方面，作為中國學人，我並不膜拜這三位諾獎得主的成就。畢竟，我始終認為，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而中國減貧的實踐成就舉世無雙。
且不說新中國如何擺脫了建國初期的“一窮二白”，單是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標準”下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約2.5億，貧困發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標準”前夕的2007年，“1978年標準”下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就銳減至1479萬，貧困發生率1.6%。
按“2008年標準”，2008年農村貧困人口4007萬，貧困發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數字已經分別下降至2688萬和2.8%。
按“2010年標準”，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2010年農村貧困人口16567萬，貧困發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數字已經分別下降到1660萬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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