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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http://www.crntt.hk   2019-08-26 07:44:34
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
  中評社北京8月26日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對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本文將從人類文明轉型規律的角度,重點分析怎樣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稀缺性要素演變:人類文明轉型的一般規律

  經濟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東京文章稱,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也有學者說在農耕文明之前還有一個“原始文明階段”,不過此點有爭議,且與本文關係不大,這裡先存而不論。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文明為什麼會轉型,或者說推動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對以上問題,西方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時有一個研究視角可供借鑒。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哪個階級擁有最稀缺資源,這個階級就會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社會性質也由此決定。奴隸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勞動力,擁有奴隸的奴隸主階級就成了奴隸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來隨著人口增長,勞動力不再稀缺而土地變得稀缺,地主階級便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階級;再後來發現了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變得稀缺,於是資本家階級又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階級。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社會轉型只是一個視角,事實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的角度解釋社會轉型會更科學。不過即便如此,我認為用“要素稀缺性”解釋文明轉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會產生農耕文明,就是因為糧食供給短缺。當年馬爾薩斯主張控制人口,理由是糧食增長比人口增長慢。由於糧食供給短缺,封建社會的文化風俗以及各類祭祀活動皆與糧食生產相關,這樣就產生了農耕文明。

  現在回頭看,馬爾薩斯只說對了一半。封建社會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確實比糧食增長快;但到了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工具改進與耕作技術進步,溫飽基本解決,人們需求層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這樣便催生了工業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龍、滌綸;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頭、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電梯、鋼筋混凝土建築和摩天大樓;行的方面有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

  工業社會的到來,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物質供應,但同時也損害了生態環境。相對物質供應來說,好的環境反而變得稀缺了。今天人們更需要潔淨的空氣、健康的食品與優美的環境,於是工業文明又開始向生態文明轉型。事實的確如此。幾十年前,人們還把“煙囪林立”作為文明的標誌。然而今非昔比,國內媒體時有報道,有地方招商由於項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說明生態環境已成為稀缺品。

  是的,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中後期,損害環境的代價已越來越高。不是說企業的污染程度比過去更嚴重,而是從機會成本角度看,由於人們需求發生了變化: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良好的生態環境已變得日益重要。正是基於此,所以中央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並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社會成本內化:控制污染的兩種方案

  文章分析,應該怎樣推動工業文明轉型?為此必須先弄清楚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何會損害生態環境?二是用什麼辦法控制企業損害生態環境?為便於分析,下面用企業碳排放的例子來討論。

  眾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環境事關公共利益,企業為何不主動限排呢?對此經濟學的解釋是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企業只支付原材料、工資、管理費等內部生產成本,而將碳排放損害環境所發生的成本(治理環境的費用與居民受到的損害)轉嫁給了社會(政府或居民)承擔。正因如此,企業對碳排放漠不關心甚至肆無忌憚。

  據此分析,減少碳排放的關鍵是要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問題是怎樣將社會成本予以內化呢?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兩種方案:上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徵稅補償的辦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業徵稅,然後再補償給受損居民。可是經濟學家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認為政府徵稅雖能將社會成本內化,但並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優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來分攤社會成本。在科斯看來,碳排放權的分配其實就是社會成本的分攤,或者說是界定產權。若將碳排放權(產權)界定給企業,則企業無需承擔社會成本;若將碳排放權界定給居民,企業就得承擔全部社會成本。至於碳排放權在企業與居民間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謂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談判溝通、組織協調等制度成本。在工業化初期,環境污染並不嚴重,公眾環保意識也不強,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一般不會有人反對,交易成本會相對低;但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公眾環保意識不斷增強,若仍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則反對者增多,交易成本會升高。由此看,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權分配給企業的比例應逐步降低,分配給居民的比例應逐步提高。

  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權只是內化社會成本的第一步,同時還得開放碳排放權市場,讓碳排放權可以進行交易。可是現在有不少人擔心,開放碳排放權交易後,有的企業買不起排放指標怎麼辦?我的答案很簡單,買不起排放指標的企業當然只能限排,因為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本來就是為了淘汰落後產能。

  是的,保護環境必須限制碳排放。由於以前未開放碳排放權市場,企業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業排放;而現在開放了碳排放權市場,便可通過市場機制限排。實踐證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現今經濟學家大多贊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歸根到底,因為庇古方案是一種政府限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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